|苏轼逝世920年｜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 二 ) |苏轼|朝云

然而，正是这种前所未有的孤独拯救了苏轼。自幼受到家庭佛教氛围熏习的苏轼，开始真正亲近佛教，试着在静观默照中反思这场人生灾祸。他不怨天，不尤人，而是从自身找原因。以佛学的观念来看，遭馋致毁是因自己屡犯“绮语戒” ， “口业”太盛，而又固执己见。他痛切地认识到， “才华外露”是自己做人的一大毛病。由此，他对自己做了毫不留情的自我批判和自我反省：“木有瘿，石有晕，犀有通，以取妍于人，皆物之病也。谪居无事，默自观省，回视三十年以来所为，多其病者。 ”（《答李端叔书》）这份沉痛恳切的反思，去除的是根植于一己荣辱得失之上的“骄气” ，却依然保留着忘躯为国的“锐气” ，一种大格局、大气象在这座千年小镇上慢慢酝酿和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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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苏东坡传》
元丰五年（1082年）三月七日，苏轼在几位熟识的朋友陪同下前往相田（打算买田置产）。这日天朗气清，大家一边赶路，一边欣赏沿途的景致，没想到倏忽之间风云突变，一阵大雨即将倾盆而下，同行的朋友都觉得狼狈不堪，只有苏轼毫不介意。他仍旧脚穿草鞋，手持竹杖，和着雨打梳林的沙沙响声，一边吟唱，一边行路。不一会儿，雨过天晴。这场倏然而至却又倏然而去的大雨，让苏轼联想到了自己所经历的人生风雨，他将之高度艺术性地化作了这首传唱千古的不朽名作《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窃以为，《定风波》一词正是苏轼在经历大风大浪之后走向真正成熟的标志。与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一样（正如被放逐于海利根施塔特的贝多芬），苏轼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刻。从此，正是这份成熟让苏轼在诗词、文赋、书画等各个领域大放异彩。于是，前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诞生了， “天下第三行书”《黄州寒食帖》诞生了，一个迈向人生和艺术至境的坡神诞生了。
惠州：为谁合眼想平生
原以为黄州是苏轼的人生谷底，谁曾想到，更多的灾祸在等待着他。元祐九年（1094年）四月，哲宗下诏改年号为“绍圣” ，意即继承神宗朝的施政方针。不久，吕大防、范纯仁罢职，章惇出任宰相大臣。这位重回庙堂的变法派大臣，完全抛弃了王安石新法的革新精神和具体政策，把打击“元祐党人”作为主要目标，尽情发泄多年来被排挤在外、投闲置散的怨愤，苏轼兄弟成为这场政治风暴的首要受害者。仿效“乌台诗案”的故技，朝中一帮小人网罗罪名，横加诬陷，苏轼再度开启贬谪生涯。即使在千里迢迢奔赴贬所的路上，小人们依然心有不甘，屡进谗言，朝廷竟五改谪命，最终将其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经过近半年的艰险跋涉，苏轼最终抵达了当时的南蛮之地——惠州。
两年多的岭南生涯在苏轼波澜壮阔的一生中时间并不长，但却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只因为一个人——朝云。绍圣三年（1096年）七月，苏轼的爱妾、一生的知己朝云病逝，年仅34岁。朝云的离去对于苏轼无疑是一个极为沉痛的打击，这位“无可救药的乐天派”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凄楚之境。自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通判杭州时进入苏家，二十三年间朝云一直跟随苏轼辗转南北，无论升陟贬黜，始终忠诚不二。随着苏轼的贬谪，曾经热闹的歌儿舞女们相继散去，只有朝云随他南迁，成为他悲惨的流放生涯中忠实的伴侣。即便到了瘴疠之地惠州，朝云毅然无怨无悔，泰然自若，精打细算地操持着一家人的生活，闲暇时便读书念经，习字临帖，与苏轼谈禅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