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逝世920年｜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 四 ) |苏轼|朝云

踏上海南岛，对长居大陆的苏轼而言，已没有过去那种“仿佛曾游”的神秘感觉。登高北望，视野所及，只有一片浩淼的海水，四顾茫然，一种异国他乡、永无归路的凄凉感袭上心头。海岛的生活相比黄州、惠州，可以说才是真正的艰难。这里地热海寒，林木阴翳，燥湿难耐，毒物遍布，被中原人士视为十去九不还的鬼门关。初来乍到的苏轼面对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泉，更无书籍和笔墨纸张的艰难窘境，加之语言不通，简直是度日如年。但苏轼之所以是苏轼，就在于无论他走到哪里，都有非凡的自信和本领，生生将“地狱”变为“天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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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全集》
随着苏轼继续发挥他“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的随和宽容的人格魅力，他逐渐适应了黎民的风俗，也赢得了当地各族人民的爱戴和关怀。尔后，他在这里办学堂，介学风，育学人，以致许多人竟不远千里，追至儋州拜于苏门。北宋一百多年时间里，海南从无人进士及第。但苏轼北归后不久，儋州姜唐佐就举乡贡。为此，苏轼曾题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 ”至今，人们一直把苏轼看作儋州文化的播种人和开拓者，对他怀有深深的敬意。
同时，这种返璞归真的散淡生活让苏轼迈向人生的更高境界，他自然而然地想起了陶渊明。对比其岭海前后的诗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由超迈豪雄向淡雅高远的转变，正所谓“绚烂至极归于平淡” ，艺术史所津津乐道的晚期风格（Late Style）在苏轼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其最显著的例证便是他一百多首“和陶诗” 。在惠州、儋州两地，苏轼几乎和遍了所有陶诗。最后，他得出了这个著名的结论：
吾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与苏辙书》）
在此，陶渊明成了苏轼晚年打量自己的一面镜子，他承认自己的诗“不甚愧渊明” ，但在人生境界上则“深愧渊明” ，并表示“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 。事实上，苏轼和陶渊明两位异代大诗人可谓是相互成全，在陶渊明诗文复兴的漫长之路上，苏轼晚年的极力推崇可谓居功至伟，而在苏轼晚年遭遇一贬再贬的人生困境中，陶诗提供了充分的精神慰藉和美学滋养，对苏诗晚期风格的形成影响巨甚。
风烛残年之际，苏轼迎来了颇具反讽意味的命运反转。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初九，哲宗崩逝，徽宗继位，政局大变。神宗妻向氏以皇太后垂帘听政，形势向着有利于元祐臣僚的方向迅速发展。二月，便大赦天下。待到六月，苏轼终于要离开谪居三年之久的儋州，当地的土著朋友纷纷携酒带菜前来饯行，执手泣涕。在渡海的当晚，苏轼一夜无眠，看着天容海色，他联想起自己多舛的一生，尽管谤诲交加，但高风亮节终将长留天地，一时间诗思泉涌，不禁脱口吟道：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此际，他终于领悟了庄子齐得失、等荣辱的哲理，看透翻云覆雨的政坛变幻，就像孔子所感叹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尽管他已下决心归隐江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轼将出将入相的消息已传遍全国。这时，章惇之子章援惊恐焦虑万分，因为他父亲当年正是迫害苏轼的关键人物之一。他只能厚着脸皮，专门给苏轼去信替父亲求情（其时章惇已被贬雷州），担心苏轼回到朝廷后，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其实，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迈过耳顺之年的坡翁早已跳出了是非恩怨的小圈子，而以了悟人生的智者眼光与悲天悯人的仁者胸怀俯视一切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