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面|李天纲：徐光启如何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丨讲座实录( 三 ) 讲座|方面|历史|徐光启|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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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着中国服装的传教士利玛窦（左）与徐光启。
徐光启的另一个身份，即天主教徒。所以，徐光启有政治家、科学家、宗教家三种身份。这三种身份是不能割裂的整体。 2003年徐光启墓被修复，恢复了1903年的样子（徐光启入葬是在1644年），十字架被竖起来了。没有任何反对意见，只有一封匿名信，问徐光启是科学家，怎么会相信迷信？这就是割裂了他的三种身份。正是三重身份的合力，令徐光启高大起来。徐光启后来升迁顺利，主要是他的复合身份所产生的独特能力，无人可及。他位列次辅，还是文渊阁大学士。
徐光启的伟大也在于细小。最近我在编《马相伯全集》，重读了《徐文定公与中国科学》。一百多年前，马相伯在北京西山遇见和徐光启相关的遗迹，触景议事。中华民国元年，马相伯做总统府高级政治顾问。那一年废旧历用公历，改1月1日为元旦，全国第一次新年放假。马相伯到香山旅游，去看英敛之。英敛之也是天主教教徒，两人在香山参与创建了辅仁大学。那天，北京公使团的法国公使，以及耶稣会的几位教授、神父在一起讲学。马相伯就说，你知道吗？徐光启当年修历，通过罗马灵采学院（Accademia dei Lincei）和法国蒙彼利厄大学（Université deMontpellier），把中国的资料送到欧洲去。欧洲人拿到这些资料后非常兴奋，做了最新的研究，帮助徐光启、汤若望完成了《崇祯新历》。马相伯是想说，这部历法不是简单翻译欧洲《儒略历》，而是欧洲、北京、江南合作研究的最新成果， “非师西洋陈说，乃利用性发明” ，和今天的国际合作研究一样。中国的经纬度、动植物、山川、地理、人文、历史，还有“四书五经”中的伦理、政治和法律，欧洲人是加以吸收了。反观中国方面，徐光启之后却没有人好好做，因而就落后了。罗马灵采学院院士邓玉函（Johann Schreck）来中国，主要工作是收集和研究中国知识，写了很多书送回欧洲，在中国传播“西学”还是其次。邓玉函是伽利略的同事、好友，同是灵采学院院士。相比欧洲科学家的热情，明清士大夫对科学的冷漠是多么可怕，徐光启的学术焦虑就容易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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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启与利玛窦
马相伯说， 300年前科学史上中欧“合作研究”案例的发现，是上海震旦大学法国教授裴化行（P. H. Bernard）考证的。马相伯把这个结论告诉了大家，《崇祯新历》中徐光启最有名的话“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 ，一下子就落实了，我们仿佛看到当年巴黎、罗马、江南学者在一起翻译、会通的局面，编出来一部最新历法。翻译、会通、超胜，这是文化交往的一条金律。徐光启是说，中西方的知识融合在一起，会得出一种更新的知识。 “超胜”是双赢，是人类的胜利，而不是某些阴暗角落里藏着的人，单家赢。
马相伯在西山还讲了第二个故事，更有意思。天津北疆博物院的桑志华（P. Licent）神父曾经告诉马相伯，他在北京西山找到了当年邓玉函发现的欧洲没有的四种重要植物。马相伯这次到西山，果然在英敛之的“静宜园”里又发现了这些植物。邓玉函的拉丁文著作，研究了中国的自然、生物、人种、历史、语言、宗教、文化。那时，欧洲的“文艺复兴”研究所有的东西， “文艺复兴人”就是the man who knows everything 。达·芬奇、邓玉函、基歇尔是“文艺复兴人” ，徐光启也可以算一个，竺可桢先生称徐光启是“中国的弗朗西斯·培根” ，但“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却一直没有搞起来。 1933年，胡适之在芝加哥大学说他们搞“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 ，其实差得太远。我们今天还在呼吁“中国的文艺复兴” ，这是徐光启离我们那么近的一个原因。徐光启讲的话、做的事，和现代人关切的问题完全一致，不像一个400年前的古人。徐光启能够亲近我们，是因为他有很多鲜活的东西；甚至可以这样说，徐光启是中国第一个现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