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在诺贝尔文学奖之外：谁是古尔纳？谁的古尔纳？( 三 )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诺贝

英语作家？
古尔纳用英语而非母语斯瓦希里语进行创作，这更激化了人们关于他究竟算不算坦桑尼亚作家的争论——尽管英语也是坦桑尼亚官方语言之一。
题为“英语如何？斯瓦希里语如何？”（habari ya English？how about Swahili？）的工作坊在2011年的德国法兰克福大学举办。工作坊邀请了来自东非和德国的作家和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角度讨论东非斯瓦希里语和英语文学的发展轨迹。在工作坊上，古尔纳在演讲中解释到，他的父亲可以说流利的阿拉伯语。在他成长的周围可以听到索马里语、波斯语、还有印度古吉拉特邦和科摩罗的各种方言（2015, p.28）；他自己也在上了古兰经校之后才学习了英语；他还会听塔拉勃乐（Taarab），印度歌曲和猫王（2015, p.28-29）。在这种氛围下，他认为英语和斯瓦希里语从来不是一个对立的两极，而是有着更复杂的关系。古尔纳想通过这种较为世界主义的视角来描述自己的状态：与欧洲共处（live with），但同时在想象的界域中仍生活在（live in）他出生和成长的地方（2015, p.32）。
对于非洲文学语言的讨论，古尔纳（1993a, p. vii）实际上也在另一篇文章做过阐述。他认为，从1962年尼日利亚作家瓦里（Obiajunwa Wali）发起的有关非洲文学和语言的讨论到恩古吉（Ngugi wa Thiong’o）的“思想去殖民”（1986），非洲文学语言讨论的核心，不在于倡导本土语言呼声是否是文化民族主义或者是否面向“非洲”读者问题，而是在多大程度上使用他者的语言会使文本陷入对其依赖之上。古尔纳不否认英语的帝国主义性质，但他赞同阿挈贝的重新构建（fashioning）这个语言的可能性，即被殖民者对于殖民语言的应用可以位移（displace）后殖民主体与殖民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关系（Gurnah 1993a, p.viii-ix）。
这也体现在古尔纳自己的创作之中。桑给巴尔和东非的历史社会文化背景，几乎是古尔纳所有小说的底色。在古尔纳小说中，《古兰经》、《一千零一夜》，以及斯瓦希里语的表述方式，并不比来自西方的文学典故少见。从古尔纳的小说中可以看到阿拉伯、印度和来自其他非洲地区的各色角色。参与贸易的奴隶和被雇佣的劳工，也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和等级。这颠覆了将非洲与奴隶相连的叙述，以及只有西方资本主义的到来才带来雇佣劳力的迷思。同时，古尔纳认为用英语写作可以增加与其他非洲地区的文学交流。在这个意义上，古尔纳仍是在“逆写帝国” ，只不过他并没有完全“用主人的工具去拆主人的房子” ，而是更多地将指涉框架转移到本土和亚非文本。像迈尔斯所说， “古尔纳流亡海外，但他好像一直生活在一个想象的故乡离港候车室，一个离散的空间“（Myers 2011, p.173）。
但是，古尔纳的解释恐怕忽略了不同语言文本在流动中的不平等。在同一个工作坊中，坦桑尼亚的著名作家凯奇拉哈比（Euphrase Kezilahabi）的观点与古尔纳针锋相对。凯奇拉哈比不否认，国家官方语言在实行中的霸权主义，压缩了方言和其他语言的空间，但是他更强调民族语言对于外来霸权文化的影响起到的防护作用（2015, p.45）。

本文图片

恩古吉（Ngugi wa Thiong’o）
回看经常被拿来与古尔纳做比较也多年为诺贝尔文学奖热门候选人的恩古吉，虽然恩古吉自己实践并提倡用本土语言写作。但是，他如果之前没有通过英语文本出名，那么，他的名字和作品恐怕很难被人知晓。并且，恩古吉用吉库尤语创作的同时也改变了吉库尤语。语言从来都不是一个封闭的容器，而是不断开放、互动的生成。恩古吉如今的文学作品虽然宣称是由吉库尤语创作然后翻译到英语，但他的离散身份，加之英语全球霸权和新自由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全球文学市场，使得恩古吉向英语的“回归”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