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在诺贝尔文学奖之外：谁是古尔纳？谁的古尔纳？( 六 )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诺贝

学者哈根（Huggan 2001）曾将出版界对于边缘作家的市场化，将不同驯服为陌生，对文本主题、风格和背景的猎奇，称为“后殖民的异国情调”（postcolonial exotic）。作为教授后殖民文学的学者，熟谙后殖民理论和术语的古尔纳，却并没有完全遵循有关非洲的后殖民写作套路。古尔纳在他叙述中并没有陷入到身份政治或者后殖民猎奇的陷阱，而是关注边缘空间内部的复杂动态。这也是他对之前非洲书写的回应。古尔纳在他自己编著的《论非洲的书写》中（1993a, p. vii）写道，以阿挈贝为代表的第一代非洲英语作家，仍然陷入了与法语文学中抵抗殖民和种族主义、提倡黑人意识的“黑人性运动”（Négritude）相似的非洲与西方的二分；以恩古吉为例的第二代非洲英语作家，虽然对独立后的国家产生幻灭，但仍呈现出另一种民族主义，即通过浪漫化非洲的过去来对抗欧美的帝国书写。然而，非洲的过去也并不都是玫瑰色的美好。古尔纳（1993a, p. xi）认为，文学对历史的再书写不应只是被用来逆写帝国、澄清事实真相，而是应展现更多非洲的当地的社会范式，让叙事重新回归非洲。因而，古尔纳的创作区别于其他经典化了的后殖民写作。他将叙述重点从欧洲对非洲的殖民史，转移到更为广阔的印度洋视野之下，探索多种形式和主体间的联系和互动。
尾声：哪里是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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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paradise）
古尔纳的小说的题目“天堂”（paradise）最早来源于波斯语，本意是指花园。小说的主人公、作为奴隶的尤瑟夫看到主人阿齐兹家的花园，认为那是最接近天堂的地方。管理花园的花工哈姆达尼（Mzee Hamdani）的母亲是奴隶，他自出生起也是奴隶。阿齐兹的妻子在她结婚时把哈姆达尼带到了阿齐兹家。服务多年之后，女主人想把恢复自由身作为礼物送给哈姆达尼，但哈姆达尼拒绝了。年轻的尤瑟夫非常不解，便跑去问他为什么，哈姆达尼回答到：
“他们把自由作为礼物送给我。她确实做了。谁告诉她，她有这个权利？我知道你所说的自由。那种自由自我出生起就拥有了。当这些人说你属于我，我拥有你，这就好像一天内下过的雨、落下的日，不管他们喜不喜欢，第二天太阳都会照常升起。这就和自由一样。他们可以把你关起来，给你带上镣铐，践踏你所有小小的向往，但是自由不是什么他们可以拿走的东西。哪怕他们用完你了，他们也离拥有你还差得远呢——你们之间的关系和你出生那天时没有区别（2001, p.223-224）。
哈姆达尼的话和尤瑟夫的选择相互映照。通过关注个体，古尔纳用小说的虚构去映照历史和现实（Bremen 2013），跨越时间和区域构建出一个带有东部非洲色彩的文学世界。
在小说的最后，经历了不实指控、不知未来走向、作为奴隶的尤瑟夫，看到街上维护德国殖民统治的民兵（Askari）队伍，就跑去加入。整部小说在此戛然而止。尤瑟夫在小说结尾处的选择被很多批评家诟病，但是历史上除了被迫协助殖民统治的当地人，像尤瑟夫这样为了逃避奴隶制而主动加入的人不在少数。去年出版的《余生》（Afterlives）继续了尤瑟夫的故事，通过之后的德国殖民和原住民的马及马及叛乱（Maji Maji Rebellion）进一步思考尤瑟夫在那一刻的决定。古尔纳的书写让人反思并去重新定义殖民、帝国，甚至于后殖民。殖民对被殖民地究竟意味着什么？每个不同的个体在社会和历史转变的关口面临着怎样的可能与不可能？欧美中心之外的联动又会呈现出怎样相似又不同的模式？在此意义上，古尔纳在进行后殖民书写的同时，也对后殖民框架作出了挑战，离开大西洋中心范式下有关非洲的叙述，聚焦于更为在地的，本土的历史和日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