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在诺贝尔文学奖之外：谁是古尔纳？谁的古尔纳？( 四 )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诺贝

有意思的是，古尔纳的作品，在英语文学，包括后殖民英语文学、世界文学和经典化了的非洲文学的教学和研究中，处在相对边缘的位置。同样，在东非文学界，古尔纳又因为用英语写作，相比较于更经典化了的斯瓦希里语作家，如夏班·罗伯特（Shaaban bin Robert）、凯齐拉哈比、穆罕默德·赛义德·阿卜杜拉（Muhammed Said Abdulla），也是边缘（原文来自O’okwemba, 引用自Murray 2013, p.151）。因而，虽然古尔纳在进入2000年之前就已有5本小说，但是同时代对他的研究屈指可数。有学者甚至评论说，古尔纳是一名学者而不是作家（Bardolph 1997, p. 77）。
事实上，学界对古尔纳的关注多出现在千禧年之后，伴随着连接非洲和印度洋研究的兴起，在文化多元主义背景下移民文学的升温，以及后殖民研究中常被忽略的德国殖民史的发掘。相较于被关注较多的大西洋和太平洋，印度洋研究挑战并复杂化了大西洋研究范式中奴隶和种族的叙述，呈现出非民族国家主导下，新旧离散主体与西方帝国主义的相遇和不同世界主义交叉的图景（Hofmeyr 2010）。在这种情境下，古尔纳与印度作家阿米塔夫·高希（Amitav Ghosh），肯尼亚出生、坦桑尼亚长大、后移居加拿大的印度裔作家莫耶兹·瓦桑吉（Moyez G. Vassanji），在印度洋文学研究中被重视。古尔纳也常被定义为“岛屿作家”或印度洋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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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塔夫·高希（Amitav Ghosh）
不能忽视的是，尽管古尔纳之前并未受到很高的重视，但他（以英国写作、跟布卢姆茨伯里出版社[Bloomsbury publishing]有着长期合作关系、又曾得到布克奖提名）跟其他仍居住在非洲大陆、更本土的作家相比，拥有无可比拟的更多资源优势。同样是有关印度洋的阿拉伯语或斯瓦希里语文学，例如亚当姆·沙菲·亚当姆（Adam Shafi Adam）、哈吉·格拉·哈吉（Haji Gora Haji）有关潮汐、帆船（dhow）和情感的歌谣和小说则很少跨过海洋，到达世界大都市。
移民/难民作家？
诺贝尔奖颁奖词模糊不清地暗示，古尔纳是为躲避1964年桑给巴尔革命大屠杀而来到英国。事实上，古尔纳在1969年带着400磅和他的兄弟通过旅游签证进入英国，这离桑给巴尔革命已有五年之久。古尔纳（2001）也曾在一篇文章中表述，他不会把自己描述为难民，因为不论是法律意义上还是实际情形中，他都不是。当古尔纳被标注为难民作家，他作为教授、学者、奖项评委的身份被完全掩盖，也忽略了他文本本身的复杂性。这种叙述其实利用并加深了围绕“难民”一词的各种刻板想象——似乎只有经历极端苦难和危险，只有不断诉说这些创伤，才值得“北方”国家所谓的人道主义关怀。这种标注，也显示出这些文化和社会本身的排外基调。
古尔纳的小说《在海边》中有一个情节，讲述者萨拉赫·欧玛尔（Saleh Omar）在到达英国后拒绝说英语，尽管他之前在桑给巴尔时就是一名擅长跟欧洲人打交道的家具店店主。当他终于开口之后，帮助他的法律援助问他“你为什么决定成为难民？告诉我，你的生命并没有真的处在危险之中，不是吗？”欧玛尔回答到， “我的生命在危险之中已经很长时间了，只不过直到现在，她英国女王陛下的政府才看到它并给我避难所”（2001, p.67）。到底什么是危险？当德国、英国殖民者来到东非，当地人的生命是否没有危险？在奴隶贸易繁盛的背景下，生命是否没有危险？为何只是在冷战的背景下，随着桑给巴尔革命的暴力，政治风向上朝共产主义的偏转，坦桑尼亚人的生命才被英国承认是在危险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