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书法“形势”之争：王羲之最后因何被定为“书圣”？( 六 ) |钟繇|卫铄|书法|王羲之|成公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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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 “名垂一时”的代表书法家羊欣以能传大令之法著称，当时人就说：“买王得羊，不失所望。 ”在齐，代表书法家王僧虞也取法王献之，《书断》说他“祖述小王” ，宋文帝称赞他“迹逾子敬” 。除此之外，更有一批大大小小的书法家都受王献之的影响。例如孔琳之，王僧虔云：“孔琳之书放纵快利，笔道流便，二王后略无其比。 ”《书断》称其“善草、行，师于小王，稍露筋骨，飞流悬势，则吕梁之水焉。时称曰：'羊真孔草。 ’又以纵快比于桓玄。 ”《淳化阁帖》有其行草书《日月帖》，字势挺拔修长，上下连属，一派小王风范。再如薄绍之，张怀瓘《书论》说：“子敬殁后，羊、薄嗣之。 ”他的风格据袁昂《古今书评》所说：“字势蹉跎，如舞女低腰，仙人啸树，乃至挥毫振纸，有疾闪飞动之势。 ”这些作品中的“飞流悬势”和“疾闪飞动之势” ，都是在小王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
四、尚势书风的终结
魏晋南北朝，尚势的创新书风发展迅猛，变化速度之快，不仅体现在前辈与后代之间，如王羲之与王献之， “父子之间，又为古今” ，再如王僧虔与王慈、王志，唐摹《万岁通天帖》中，王僧虞的《太子舍人帖》稳健沉厚，略显古质，而王慈的《安和帖》、王志的《喉痛帖》跌宕洒落，一派新风。不仅如此，变化速度之快还体现在同一个人身上，早期与暮年不同。虞龢《论书表》说：“鍾、张方之二王，可谓古矣，岂得无妍质之殊？且二王暮年皆胜于少” ，又说：“羲之书，在始未有奇殊，不胜庾翼、郗愔，迨其末年，乃造其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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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代与下一代不同，一个人的早期与暮年也不同，对于这种快速变化的原因，虞龢指出：“古质而今妍，数之常也；爱妍而薄质，人之情也。 ”他所谓的妍，与羊欣和王僧虔所说的媚意义相近，都是指风格的流畅怡悦，妩媚动人，都是鍾繇“流美”一词的演变，都是强调笔势所带来的效果。
进入南北朝，书法家越来越强调创新，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萧子显说：“若无新变，不能代雄。 ”《南史·张融传》说：“融善草书，常自美其能。帝曰：卿书殊有骨力，但恨无二王法。答曰：非恨臣无二王法，亦恨二王无臣法。 ”创新呼声使笔势追求越演越烈，鍾繇和王羲之虽然都强调笔势，但是比起小王和小王的后继者们，都显得陈旧，不能收拾人心了。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说：“比世皆尚子敬书， ……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 ”《南齐书·刘休传》记萧子云说：“羊欣重王子敬隶书，世共宗之，右军之体微古，不复贵之。 ”
强调笔势的写法一路高歌猛进，结果背离了它原初的推动力——文字的实用功能。文字是语言的记录符号，作为交流工具，一方面要使用便捷，这推动了草体发展，促进了连绵书写和笔势表现。另一方面要易于辨认，如果牵丝缭绕，点画不分，字形讹谬，它又会出来阻止连绵书写和笔势表现的进一步发展。
萧梁时代，笔势发展出现了拐点。庾元威在《论书》中批评当时的书法说：“但令紧快分明，属辞流便，字不须体，语辄投声。若以'已’、'巳’莫分， '東’、'柬’相乱，则两王妙迹，二陆高才，顷来非所用也” ，又说：“余见学阮研书者，不得其骨力婉媚，唯学挛拳委尽。学薄绍之书者，不得其批研渊微，徒自经营险急。晚途别法，贪省爱异，浓头纤尾，断腰顿足， '一’、'八’相似， '十’、'小’难分，屈'等’如'匀’ ，变'前’为'草’ 。咸言祖述王、萧，无妨日有讹谬。 ”当时的书法家虽然“咸言祖述王、萧” ，但实际上“两王妙迹，二陆高才，顷来非所用也” ，他们的创作都太强调势了，以至于“日有讹谬” ，严重影响了文字的识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