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越|我在中国访古迹，跨山越海只为看到你最古老的样子( 三 ) |谢湜|胡成|陈子昂|王笛|马第伯

但马第伯的这场旅行，也并非简单的游山玩水，而是负有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一如这篇旅行记录的标题《封禅仪记》，他所记述的，乃是东汉光武帝在公元56年封禅泰山时，他作为先行官登泰山进行准备的过程——他本身就是一个重大历史时刻的参与者。为了筹备这场有汉一代最重要的历史盛典之一，他必然也要留心前人举行封禅大典的历史，作为如今举办仪式典礼的历史借鉴。虽然传说中的三皇五帝都举行过封禅仪式，但它们毕竟太过久远，以至于久远到不知是否真实存在。能够从真实历史中取材的，就只有前朝秦始皇与本朝汉武帝所举行的两次封禅。

本文图片

秦始皇封泰山碑，北宋拓片
尽管从汉武帝时代到马第伯所处的光武帝时代，中间经历了王莽新朝的中断和兵连祸结的天下大乱，距离秦始皇时代的封禅，更增加了一重秦末大乱的破坏性因素，但马第伯还是找到了当年武帝封禅时留存的一些古迹，包括一块祭坛上的石头， “状博平，圆九尺” ，因为“时用五车不能上也，因置山下为屋，号五车石” 。从泰山天门郭东上一百余里，马第伯又找到一个木质乌龟， “木甲”——“木甲者，武帝时神也” 。又向东北方行百余步，终于抵达封禅之所， “始皇立石及阙在南方，汉武在其北” 。在正式封禅的祭坛上，马第伯看见“酢、梨、酸枣狼藉，散钱处数百，币帛具” ，这些混乱狼藉地铺在祭坛上的钱物，也被说成是“帝封禅至泰山下，未及上，百官为先上跪拜，置梨枣钱于道，以求福”用的物品。
传说与遗迹构成的历史记录，与亲身体验所描摹的文学叙述，两者同时存在于马第伯的这篇旅行记录中。尽管它纯属公务出差的记录，但作为游记，它同时兼具文学与历史两个面向。而这两个面向，也成为了后世中国旅行文学的两条道路。文学用以状写景物，抒发心情，驰骋想象，展现的是遣词用句的才华；历史则着眼于精准地记录，以及对蕴藏在路途与景观之中的幽微史事的钩沉汲隐，它所彰显的是博览群书的学识。
公元四世纪东晋高僧慧远的名作《庐山记》就是一个典型范例，开篇一节：“山在江州浔阳南，南滨宫亭，北对九江。九江之南为小江，山去小江三十里余。左挟彭蠡，右傍通州，引三江之流而据其会。《山海经》云：‘庐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泽西，一曰天子障’ ，彭泽也，山在其西，故旧语以所滨为彭蠡。有匡续先生者，出自殷周之际，遁世隐时，潜居其下。或云续受道於仙人，而适游其岩，遂托室岩岫，即岩成馆，故时人谓其所止为神仙之庐，而名焉” 。描述地理形势以定位其所在，引经据典考证其来由，记述传说以论证庐山得名之来源。精准、明晰，几乎可以说完全是史家笔法，足显慧远的采摭书传，博闻广识。
接下来，慧远却笔锋一转：“风雨之所摅，江山之所带。高岩仄宇，峭壁万寻，幽岫穿崖，人兽两绝。天将雨，则有白气先抟，而缨络于山岭下。及至触石吐云，则倏忽而集。或大风振岩，逸响动谷，群籁竞奏，其声骇人，此其化不可测者矣”——庐山气势撼人的雄浑气象，跃然笔端，精心构筑的辞章，如泄水排云般连贯而出，即使是听到文言文就昏昏欲睡的今天读者，如果能够舌头不打结地通读一遍，也能感受到那种一吐胸襟的勃勃气势。这也是慧远的《庐山记》千载之下，得以列名经典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