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郑伟｜许我忘年为气类风义平生师友间：几种王国维书信集读后( 二 ) |唐致|唐兰|王国维|未刊|王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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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庚致王国维信函影本
《书信日记》（709页）一封日期标作“1925年1月下旬”的王致容函，开头便说“手教并漆器铭考敬读悉，译文误处谨志于纸侧” ，可见此封王致容函一定和上述容致王函相承接。《书信日记》的编者在这封王致容函下加注说：“此札所释十六、十七两简，与容庚正月四日来函内容承接，当书于稍后；又容、王考释类书札集中于甲子、乙丑年，姑系于乙丑年正月上旬。 ”这里信函的往还顺序恐怕正好相反。按理应先有王氏给容氏《漆器铭文考》初稿作“译文误处”之订正，然后再有容氏回函说“奉手示订正拙稿之误”才对。《容庚北平日记》（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版， 77页）于1926年2月16日记：“九时赵万里来，携回《乐浪郡漆器铭文》稿。王静安于译稿颇有改正。覆静安信。 ”可见，《书信日记》将王致容函的日期定于1925年1月下旬可商。
《未刊》（131-132页）容致王函（该组第二封，影印件见于《国图》， 2441页），日期署作“11月廿九日” 。该函所谈主要是容氏给王氏转致新莽嘉量影本，并且准备到沪访王雪丞等事。容氏该函中说“庚下月底南归，道经上海，欲访王雪丞先生……” 。而顾颉刚于1924年8月4日致容氏函尚有“归家后想必安好。 ……何日来京？西湖要去否？下半年要挈眷到京否？”等文字（《顾颉刚书信集》第二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 165页），容庚于是年年底已经回到北平，因此《容庚北平日记》自1925年1月1日开始。可见，此函落款11月29日显然当在1924年，若换作公历日期则为12月25日。
《未刊》（132-133页）容致王函（该组第四封，影印件见于《国图》， 2448-2450页），日期署作“二月初六日” 。容氏此函末段有“《国学季刊》第2卷第1期欲出一考古学专号，罗（叔蕴）先生已有题跋数篇，命庚趋谒台端，欲得大作，以为光宠”云云。据顾颉刚于1924年2月25日致容庚函云：“二卷一号（引者按：指《国学季刊》）如兄能更作一文，并邀（商）锡永、（马）叔平先生亦作一文，使此期带些考古学专号的色采，最好。（罗）叔蕴、（王）静庵两先生处，兄能觅得文字否？”（《顾颉刚书信集》第二卷， 162页）又容氏此函谈及“金文中‘迺’‘乃’二字绝不相混” ，而王国维于1924年3月12日的回函云“金文‘迺’‘乃’二字有别，诚如来教”（《书信日记》， 706页），可见容函日期应定于2月28日。
二
《未刊》（208-213页）收录唐兰致王国维函共五封。其中第一封（影印件见于《国图》， 2485页）未标写信日期。唐先生在此函中说道：“兰于专修馆已卒业，顷在无锡羊腰湾无锡中学任教务。 ”唐兰先生于1921年就学于无锡国学专修馆， “师从唐文治，攻治小学，渐及群经”（唐复年、唐益年编《唐兰年表》，嘉兴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嘉兴文杰》，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 528页）。 “1923年末，唐兰在毕业考试中获第一，时称‘国专三杰’之首”（《嘉兴文杰》， 485页），其他两位则是王蘧常和吴其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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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兰致王国维信函影本-1
《书信日记》（684页）录王国维致唐兰函（此函日期为1924年4月21日）说：“闻大驾北来，甚为欣喜。五月中有京师之游，尤所欢迎相见，畅谈一切。 ”可见，此函应作于1924年5月之前、唐先生尚未北上之时。更进一步说，应作于是年4月上旬之前。理由之一是下文将论及的《未刊》（213页）所录唐致王函（该组第四封）有“五月间至京当更奉谒”；第二点是这列在第四封的函件中（《未刊》， 210-211页），唐兰先生对王国维的“五声说”表示质疑， “惟谓《声类》《韵集》当为阳一阴四，则窃有二疑焉。 ……”王氏则于上述复函中做了如下的回应， “前拙撰《五声论》疑《声类》《韵集》之‘五声’即阳声一、阴声四，亦不过拟议之词，尊意在反证此事，亦未得确证。 ……”（《书信日记》， 683-684页）所以说，唐致王函第一封必作于1924年4月7日之前。

王国维|郑伟｜许我忘年为气类 风义平生师友间：几种王国维书信集读后(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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