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郑伟|许我忘年为气类 风义平生师友间:几种王国维书信集读后( 四 )



《未刊》(59-61页)收沈兼士致王国维信函共三封 , 只有列在第三封的信函署了月日 。 其中第二封(影印件见于《国图》 , 2390页)说“大著《五代监本考》收到 , 谢谢!当由本期《国学季刊》登出” , 又说“北京教育经费风潮现在已将告一段落 , 阳十月初当可开学” 。 按王氏此文刊于1923年1月出版的《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 , 再据提及“阳十月初”云云 , 说明写信时间必在公历1922年10月之前 。 再据《往来书信》(86-93页)王国维于1922年8月24日致马衡函(此函末所署日期为农历七月二日)云:“《国学季刊》索文 , 弟有《五代监本考》一篇 , 录出寄奉 。 ”而1922年9月27日马致王函云:“尊著《五代监本考》及赐书扇面均拜领 。 ”可见 , 沈兼士先生得读马衡先生转去王国维《五代监本考》文 , 应在9月27日之后 , 进而沈致王函的写作日期也当在此之后 , 很可能是在9月底、10月初之间 。
《未刊》(59-60页)沈致王函第一封(影印件见于《国图》 , 2391-2393页) , 从其内容推断 , 应置于第二封之后 。 理由至少有以下数端:第一 , 函中有“《国学季刊》第二期本月中旬可以出版”云云 , 按第二期的出版日期是1923年4月 , 可见此函的时间应在4月上旬 。 第二 , 有“沈子培先生遗稿前问孟劬兄言已由先生担任整理”云云 , 据《永丰乡人行年录》(《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十二集 , 428-429页)所记:“十月三日 , 沈子培卒于沪 , ……静安书言其遗著书眉及废纸所记 , 颇可纂辑成数卷 , 其成书亦有数卷 , 诗文大致已有清本 , 合之可得二十卷 。 此事维当任之……”可见此函必作于1922年10月上旬沈曾植先生过世之后 。 第三 , 沈氏函又提及“昨叔平兄由沪回京” , 指的是马衡先生在农历新年后由沪返京事 。 若此函确实作于1923年4月 , 那么马衡先生“由沪返京”的时间也应在该月 。 但是 , 《往来书信》(100页)1923年3月12日马衡致王国维函说“在沪晤教 , 甚快” , 说明马衡在这一天之前已经回京 , 至晚应在3月上旬 。 两种资料的日期出现了矛盾 , 有两种可能 , 要么是沈致王函所说《国学季刊》第2期的实际出版日期比马氏在信中提到的时间晚了一个月 , 亦即预计是在1923年3月出版的 , 此函也作于当月;要么是《往来书信》的这封马致王函的时间3月12日为农历 , 公历时间则为4月27日 。 一时难以遽定 , 姑记于此 。
《未刊》(60页)沈致王函第三封(影印件见于《国图》 , 2395页) , 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同人谨订于本月九日(星期日)午后二时在后门内汉花园本校第一院开会欢迎先生” 。 按王国维先生于“五月廿五日 , 由上海乘船北上 , 廿八日至天津 , 卅一日到达北京 , 出任逊帝溥仪之‘南书房行走’” 。 在此之前 , 1922年1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 , 沈兼士先生任国学门主任 。 1923年1月出版的《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第196页的附录之一“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重要纪事”记载“研究所国学门……校外学者则已聘请罗振玉、王国维两先生为函授导师”(孙敬恒编《王国维年谱新编》 ,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 , 108、120页 , 以下简称《年谱新编》) 。 对照1923年6月以后的日期 , 可知这封沈致王函所述“本月九日(星期日)”指的是1923年7月22日 , 则此函写作日期为1923年7月17日 。
《年谱长编》(348页)记:“(1922年)11月 , 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要求王国维为研究生提出研究的问题 , 先生遂为之提出研究题四目 。 ”所指即为以下一封王致马函 , 内容有:“研究科研究题目已拟就四条 , 并覆兼士先生一函 , 乞转交 。 现在大学是否有满、蒙、藏文讲座?……”按《国学季刊》第1卷第3号(563-567页)刊登了“研究所国学门关于学术之通信”之王国维致沈兼士函 , 并附王国维撰“研究发题”四种 , 即“《诗》《书》中成语之研究”“古字母之研究”“古文学中连绵字之研究”“共和以前年代之研究” , 写信日期署作“十一·十·十八” , 即民国十一年农历十月十八 , 公历为1922年12月8日 。 而《书信日记》(650页)此函日期署作1922年10月14日 , 编者出注所持理由是“致沈兼士函刊于《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三号 , 署民国十一年十月二十日 , 故系于该月” , 看来是把“十月二十日”误当作公历日期 , 所以才定此函日期为10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