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 ， 则上述王致马函的写作日期必在12月8日之后 ， 《年谱新编》（114页）、《年谱长编》（353页）及《往来书信》（94页）均将此函署作1922年12月12日 ， 应当与事实相符 。 近阅刘梦溪先生《王国维与陈寅恪》“王国维先生学术年表”部分（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20年版 ， 432页）也指出“12月 ， 建言北大开满蒙藏文讲座” ， 日期不误；只是该书第二章“王国维思想学行传论”（83页）却说“是年季秋 ， 先生即致信给北大国学门主任沈兼士 ， 拟出‘研究发题’四项……” ， 显然也是把农历十月当作公历了 ， 才有了“季秋”之说 。
《史与物》（144-156页）收录了王国维致伯希和二函的影印件 ， 细勘原件 ， 可知《书信日记》（496-497页）在编校时亦间有错漏 ， 如496页第13行“承”字前漏“曾”字 ， 497页第2行“二国”误作“两国” ， 第4行“敬祈”误作“敬乞” 。 另外 ， 《史与物》（151-156页）王致伯函第二封的所署日期似有误 。 函中有“富冈君于去岁逝世”云云 ， 该书（146页 ， 附注13）已明确指出日本考古学家富冈谦藏的卒年为1918年 ， 而仍将该信日期误定为1920年8月13日 。 《书信日记》（495页）所定王致伯函的日期为1919年10月6日 ， 则是正确的 。
四
《未刊》一书内容非常丰富 ， 而信函原件又因书写、字迹等辨认不易 ， 难免会有一些问题 。 此处不能一一胪列 ， 为了方便读者鉴别 ， 兹举若干如下 。
一、文字方面
129页4行 ， “Hsiao Tun-en”（即小屯）后字拼写应作“Tuen” 。
【王国维|郑伟｜许我忘年为气类 风义平生师友间：几种王国维书信集读后】131页倒1行至页132第1行 ， “古《西清古鉴》”衍“古”字 。 核《国图》（2441页）原函影印件 ， “西”字前“古”字乃王氏错写 ， 并已划去 。 《未刊》未细审原件 ， 直接照抄了衍字 。
132页17行 ， “称蔡”为“陈蔡”之误 ， 且二字（皆为国名）之间应用顿号相隔开 。
164页倒10、倒7行 ， “句镬”均为“句鑃”之误 。
171页3行 ， “末”字当作“未” 。
208页4行 ， “蔽”当作“敝” 。
209页2行 ， “《说文》”二字后原函尚有“奇字附后……本字不见若呼下” 夹注两行（《国图》 ， 2490页） 。
209页4行 ， “军器考”后漏夹注“此以吉金器形考之”（《国图》 ， 2490页） 。
210页18行 ， “裴务斋”当作“裴务齐” 。
211页2行 ， “法□”当作“法言” ， 即《切韵》作者陆法言 。
211页10行 ， “何者为是” ， “是”为“食”之误字 。
211页15行 ， “《与兄机书》” ， 漏一“书”字 。
211页倒8行 ， 在“此为一类”后漏录原函夹注“即八音也 。 本出于乐 ， 即后世之双声也”（《国图》 ， 2504页） 。
二、标点方面
如150页16行 ， “书于其上一面” ， 当在“上”“一”二字之间断开 。
209页2行 ， “说文类考 ， 拟分三门” ， 应断为“《说文》 ， 《类考》拟分三门”（《类考》为唐兰先生拟编著的专书之一种） 。
210页20行 ， “夏侯 ， 该等” ， 此处无需顿号 。 夏侯该为人名 。
210页倒6行 ， “唐升在江下”与“又只一百九”之间应断开 。 “一百九”实际指的是该韵书韵目的数量 。
210页倒2行 ， “《韵学》余论”应作“《韵学余论》” ， 且更准确的名称应为王国维先生所著《韵学余说》 。 此书曾作为《学术丛编》第四册于1916年出版 。 然王先生于1923年3月2日致唐兰函说：“弟于有唐一代韵书均有考订 ， 初为《音韵余说》《唐韵别考》二种 ， 后改为《续声韵考》一书……”（《书信日记》 ， 680页）此处提及的《音韵余说》 ， 当为《韵学余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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