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清华#近代上海的慈善事业,如何促进了都市社会的发育?|专访阮清华

不论是传统的儒家、道家还是佛家,慈悲为怀、乐善好施、民胞物与都是备受提倡的美好品质。在古代,“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好人有好报”这样的思想也敦促了许多善人义士开设慈善机构以救济苍生。明清以来,中国出现了一种主要由民间力量兴办的慈善组织——善会善堂。善会善堂在中国慈善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近代中西文明碰撞之下,中国的慈善传统也遭遇了西方慈善传统的冲击。上海是当时远东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大都市,面对陌生的都市社会,在西方慈善组织的冲击以及清末民国积贫积弱的政府和动荡局势下,中国慈善传统的善会善堂不断创新,延续着其救助众生的使命,并在上海都市社会的形成及维系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为当下的慈善事业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阮清华在他的《慈航难普度》中,以近代上海民间所办的善会善堂为中心,展现了上海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历程,并分析了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以及新的都市社会的形成过程中,中国慈善事业是如何发展出其独特的道路,拥有持久的生命力和影响力的。
阮清华先后在武汉、上海求学。对阮清华来说,他从乡下进入大城市求学,城市里的一切都是新鲜和陌生的,因此有时候会产生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但因为他是学生,学校给他最初的城市生活提供了诸多的指导和安排,帮助他顺利融入学校、融入城市。但是,阮清华经常想,如果一个穷苦的年轻人直接从乡下来城里谋生,遇到困难该怎么办?他们能寻求谁的帮助呢?尤其在晚清、民国时期,城市里并无专门政府部门处理外来人员的求助,却又有那么多源源不断从乡村涌入上海等大城市的人口,他们最初如何在城市立足?
因此,阮清华选择了做慈善史研究,这是一个相对受忽视的研究领域。阮清华开始关注上海底层民众的生活,进而了解到清末民国上海众多的同乡会馆、各业公所、宗教组织以及数量惊人的慈善组织,在帮助外来人口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中都发挥过重要作用。会馆、公所和宗教组织等大多都具有一定的社会公益慈善功能;慈善组织有官办和民办之分,以民办为主,他们的主要功能也都是救助社会弱势者。这种公益慈善功能对初来乍到的异乡人或者本地贫穷者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救助机构。这深深地吸引了阮清华,让他投入到对民间慈善事业的研究中。
阮清华#近代上海的慈善事业,如何促进了都市社会的发育?|专访阮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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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清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在更多更广泛地接触到各类民间慈善事业史资料以后,阮清华进一步发现,近代上海各种各样的慈善组织,不仅在救助弱者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还有着更大的价值和意义。在“华洋杂处”的上海,经济发展、城区扩张、人口增加,都与租界的开辟紧密相连;而租界既是殖民者侵略中国的产物,又是西方先进事物的展示窗口,同时也促进了上海经济的发展。这种复杂性使得生活在上海的部分华人精英在创办慈善组织方面具有特殊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为近代上海都市化的发展贡献了华人的力量。通过近代上海民间慈善事业发展史这个维度,我们可以管窥上海都市社会东西合璧、中外交融的特点,更好地理解近代上海都市社会的复杂多元性。
阮清华认为,这种复杂性在当下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有进一步的发展,正像法国历史学家白吉尔所说,当代上海“在前租界提供的范例上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仍然是‘非中国’模式,但已经面目全非,与原型截然不同。”这里的原型,既是原租界都市社会,也是原英法美等西方都市社会。近代上海已经与英美法等西方都市社会有极大不同,当下的上海自然更加“截然不同”。这种不同的根本原因即在于,无论是近代上海的华人精英,还是当下的上海人,他们都在上海都市社会发展中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近代上海都市社会并非西方人单独在华创造,而是由华人共同参与缔造的,上海深深地烙上了华人的、中国的印记。从慈善事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华人精英随着租界的扩张和发展而不断扩建、新建各种类型的慈善组织,共同推动和促进了近代上海都市社会的发育和成长。因此,研究近代上海慈善史,也为研究近代上海都市社会发展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