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清华#近代上海的慈善事业，如何促进了都市社会的发育？

阮清华：在书中，我并没有刻意去探究中国传统慈善事业在近代上海的断裂或延续的问题，也没有刻意去讨论传统慈善事业是否被都市化浪潮打断或改变。而是通过对史料的详细梳理和研究发现，中国传统慈善事业在近代上海开埠以后，实际上有两种发展路径。一是既有善会善堂按照传统的模式在继续发展，按照传统的方式新组建的慈善组织也仍然在不断涌现。这一部分善会善堂无论是从组织形式、救助对象，还是从经费来源等方面来看，都与明清以来的善会善堂没有太大的区别，像清节堂、保节堂、惜字会以及一些小型善堂等。
另一种则是紧跟近代化步伐，随着时代变迁而及时进行改变和更新。这其中既有传统慈善组织主动改革创新、适时转型的部分，也有完全突破原来善会善堂组织模式和救助方式的新型慈善组织产生。如同仁辅元堂由开埠前的同仁堂和开埠初的辅元堂在1855年合并而成，二者原先主要办理义冢、施棺等善举，合并后不断扩充善举，传统善举该办全办，同时办理修路架桥、铺设路灯、清扫道路、处理垃圾等与城市发展密切相关的诸多市政建设，成为上海诸善堂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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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辅元堂，《图画日报》，1909年第50期。
但同仁辅元堂在发展中也并非完全向现代化转型，传统善举仍然继续举办，甚至在清末还增设了儒寡会等机构。从善款来源来说，同仁辅元堂不仅继续购置大量土地以出租求利，同时在市区添置房产和地产，并在城市化过程中调整原有土地利用方式，以兴建市房出租；并且开始投资于新式债券、股票等。
可见，从善举形式和善款来源两个方面来说，同仁辅元堂在近代上海都是在坚守传统中有所创新。还有一些慈善家将传统与现代结合起来，创新慈善组织，如上海模范工厂、游民工厂，无论从资金筹措，还是机构运行发展等方面，试图将慈善的教养兼施与现代工商业的市场逻辑结合起来，都具有全新的意义。还有一些完全按照西方标准新建的慈善组织，如红十字会等，就是一种完全新型的慈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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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红十字会总医院医学堂之正面
因此，在近代上海开埠后，民间慈善组织既有完全按照传统模式继续发展的，亦有主动更新、创新的，也有完全按照西方模式创办的，并没有出现一个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普遍趋势，而是多种模式在竞争与协作中持续发展。因此，我们也很难简单判断近代上海慈善事业到底是延续性更大，还是断裂性更大，二者其实并非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因为随着都市化的发展，空间、人口、财富等都出现了巨大增量，各种慈善组织都获得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和空间。
上海都市化对慈善组织的另一个影响主要在慈善资金来源方面。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和都市化的发展，市区房屋和土地价值不断抬升，租金亦随之水涨船高，拥有大量市区房地产的慈善组织获得了充足而稳定的资金。而在财富的保值增值方面，不仅传统的当铺、钱庄等为慈善组织提供了稳定收益；各种债券、股票等新型投资理财方式，也在很多时候给有投资眼光的慈善机构带来更高的回报。另外，从募款的角度而言，报纸、杂志等新型传播媒介的产生，为面向更广泛人群的善款募集提供了条件，也使得上海慈善界大规模地到外地施赈救济提供了可能。这些都是都市化带来的变化中的一部分。
新京报：书里提到，近代上海租界里华洋杂处，洋人变成了上海慈善事业的“他者”。近代上海慈善事业在与洋人的合作中展开了竞争。因此，是否可以理解为，近代上海慈善事业的发展，其实是有民族主义情绪在里面的？尤其在“庚子之变”后，救济北方被提升到“救国保种”的高度。你觉得民族主义在近代上海慈善事业的发展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西方如何刺激了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近代化？

阮清华#近代上海的慈善事业，如何促进了都市社会的发育？｜专访阮清华( 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