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强|专访｜《波德莱尔传》译者董强：为君歌一曲，忧苦自云散( 四 ) 专访|董强|传记|序言|人生|克洛

董强：我的导师米兰·昆德拉是最反对传记的。说白了，他质疑生平与作品的关系。他是不允许别人谈论他的作品以外任何东西的。认为留下的日记、书信和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都不是“作品” 。但我觉得他这个想法太极端了，我们爱上一位作家，自然而然想去了解他的生平，反过来说当你了解了一个作家的生平，也会想去看看他的作品。如果昆德拉没有经历“布拉格之春” ，他就写不出《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传记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作“非虚构写作” 。一部传记写得好很不容易。
【董强|专访｜《波德莱尔传》译者董强：为君歌一曲，忧苦自云散】澎湃新闻：我注意到法文版作者皮舒瓦已经过世了。在他生前，你们二人是否有过碰面和交流？
董强：2004年的时候，我去见皮舒瓦，他当时是被我的提问感动了，并且把我介绍进了法国文学史协会。我提的问题都是针对他这部传记中的一些原话，他一看我是真看懂了他的书，所以特别热情。比如我们聊到，但凡有波德莱尔的遗物或者相关物品的拍卖，他都会去现场，尽自己财力能买下来的全买下来。后来拍卖商都认识他了，会让他优先去预览。在他家中，就收藏有波德莱尔用过的写字台。遗憾的是，我们那次见面几个月后，他就去世了。而我在很久之后才知道他去世了，因为后来一直没有联系。
澎湃新闻：在你看来，这本传记对于了解波德莱尔的一生，还存在什么未尽或者难言之处？
董强：波德莱尔幼年丧父，他同母亲的关系是非常难以尽述的。尤其是，我们到现在还弄不大清楚，波德莱尔为什么跟他继父之间的关系会闹得那么僵。这也是文学史上的一个悬案。似乎出现了一种不可逆转的“突变”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继父是当时真正的社会精英，军人出身又做了外交官，最后还成了参议员。波德莱尔小时候对继父是很崇拜的，同时继父待他也非常好，给他提供良好的教育。但他成年后，父子两人几乎变成了仇人，甚至变成了两个敌对的阶层。继父比波德莱尔的妈妈年纪小，娶一个寡妇，还带着两个孩子，他一辈子没有离开她，对她也特别好，结果最后跟波德莱尔的关系却闹得特别僵。
据说，福楼拜和画家德冈两个人有一次去君士坦丁堡旅行，见到了时任法国大使，正是波德莱尔的继父奥匹克。结果，三个人寒暄，奥匹克就问他们法国国内最近有什么新奇的见闻啊？他们就说巴黎出了个波德莱尔，写了本《恶之花》。不成想大使听到这，什么也没说，转身拂袖而去。从这一点就可见他们父子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已经势同水火。
波德莱尔这个人确实有前瞻性，他已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人们到了20世纪才能够渐渐意识到他的价值。法国文学后来到了纪德、萨特，等等，基本上都是站在一个非主流的位置上，他们关注那些边缘化的人，让文学的表达变成了一种“批评的”表达。西方文学可以说是从波德莱尔开始，逐渐带有了颠覆性的因子，不再是“歌功颂德”的文学，成为真实表达人的生存状态的文学，甚至是探索人性深渊的文学，这是波德莱尔了不起的地方。
“越重读波德莱尔，越能够体会什么是现代”
澎湃新闻：从中文版序言就可以看出你翻译这部传记时的投入与共情。特别的，你还提到自己在翻译时遇到的一场“意外” ，甚至体验到了死亡。
董强：2004年，我在法国和皮舒瓦见面没多久，他就去世了。其实见面的时候，他状态还是不错的，所以世事无常。我那个阶段，心气比较高，觉得中国的法语事业有太多的事可以做，要去做。我当时同时在翻译《西方美术大辞典》， 300万字，有时每天要翻译8个小时，一小时两千字。接手《波德莱尔传》时，这本书是60万字，我给自己定下的计划是三个月翻译完，这样才不会影响其他工作的进度。我先是在国内翻译了一半，到了巴黎后翻译另一半，依然是每天8小时的工作量。越往后翻，看到波德莱尔一生的凄凉，心里就越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