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著$钱冠连：硬功夫、活脑筋、新句子( 三 )

吕叔湘等前辈对汉、外语两界两张皮现象一直忧虑忡忡，而钱老的主要理论贡献就在于促进了两界融合。《美学语言学》《语言全息论》《汉语文化语用学》《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均聚焦汉语汉文化，揭示其普遍原理。钱老是外语出身的学者，在业内颇受关注，在界外更受推崇，靠的正是他西而化之的理论探索以及随之结出的硕果。
身为外语学者，他却勇于批评汉语界不重理论研究，更缺学派创建意识的壮志。但他更是反省自身，剖析了外语界缺乏理论创新的心理障碍：第一，甘当二传手，忙于引进，让渡创新；第二，知难畏难，怕劳神费力；第三，认为无新可创，该创的已创，属于思想懒惰。
在同事王初明教授看来，钱老“视原创性为做学问第一原则，并努力付诸实施”。外语界对新理论构建贡献不大，好拾人牙慧。而他“写的每一篇文章，每一部专著，总不忘创新”，“努力做一位生产知识的先进工作者，足见其创新意识的强烈”。
四川外国语大学王寅教授是钱老的学术知音：“仅就专著来说，他出一本，是一本，既有‘数’，更有‘质’，可谓本本见彩，册册出新，无不彰显着‘无中生有、有中生新’的创新范式，堪称我国外语界的‘理论拓荒者’。”他将钱老的创新之法归纳为“再范畴化”，正是“再范畴化成就了他的原创理论”。每读新著，钱老的诗人和评家气质便悉数登场：入乎其中以解剖，出乎其外以化合，再予以范畴化，进而提出新概念。比如，已被学界广为接受的“人文网络言语学”“语言的‘三活’状态”“语言全息”等范畴，均折射出钱老的理论原创意识。
一部专著可含一个或多个理论，也可自成理论体系，系列专著则形成体系的体系，形成更大的学科体系。上述四部专著便是如此纵横贯通的。对此，其高足、电子科技大学教授王爱华看得更清楚：四本书各有体系，新颖而深刻，彼此又内在关联，都对语言本质和现象作出了新颖的解释。钱老正是从语言学走向语言哲学，理性探索从经验性走向了思辨性，移步换景，步步深入，却始终坚守着“重视学习西方语言学理论，立足理论建设，立足母语语料，立足创新”的原创理念，坚持倡导“学贯中西”，致力于国内外哲学界与外语界的凿壁与打通，其终极目标是“建立中国的语言学理论学派”。
仅凭语用学成就，钱老本可欢度余生，可他偏偏舍易趋难，急转弯撞向了语言哲学。为何转向？所虑有三：第一，语用学研究除译介外，当时已无话可说，多数学者不愿详考其源（即语言哲学）；第二，国内语言学研究方法单调，汉语界鄙薄理论，视理论为空谈；外语界引进方法，汉语界不太买账，两界两张皮；第三，我国语言学家入道时未受哲学训练，硬伤与生俱来。钱老以“下地狱的精神”，沿着语用学闯入分析哲学，踏上了语言哲学转向的艰难历程——脚踏语言的实地，仰望哲学的天空，就如他反复强调的，“从语言入，从哲学出”。
其实，语言学理论背后藏着哲学，理论语用学与哲学天然关联，就看谁先发现，再发明，为其命名，为其立说。钱老正是基于英俄汉三语由语言学追向哲学的。“文革”后，他集中研究语用学，读利奇等人的著述，见语言学家常引维特根斯坦、奥斯汀、格赖斯等人的著作，好生奇怪：他们为何要引用哲学著作？1992年，应邀前往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任特约研究员，语用学文献读得越多，他的疑虑就越深：为何语用学大家都是哲学家？他一面读西方书，一面写自己的书，未几，写成《美学语言学》（1993），开启了语言哲学写作。访学期间，他更受刺激的是：为何不见国人的语用学？不出几年，《汉语文化语用学》（1997）面世。他还借机厘清了哲学与语用学的谱系：语义学为分析哲学之子，语用学为语义学之子，语用学便成了哲学之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