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讨会｜文献、问题与方法：中国文学早期的西传( 二 ) 西传|文化|文学|问题|中国|文献

中国政法大学崔蕴华教授概述了英语语境下早期海外中国说唱文学研究，主要介绍《花笺记》的英译和司登德所辑两种英译俗曲的情况，认为司氏所辑两种英译俗曲对于中国说唱文学的海外传播非常重要，考察了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大英图书馆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说唱唱本的馆藏情况。
上海大学刘蕊教授探讨了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中国戏剧观念，指出伯希和在阐述中国戏剧的历史渊源时，部分观点与王国维相接近。
中山大学徐巧越副研究员介绍了明刊《花笺记》的西传与文献历史。这部木鱼书在大航海时代传入英国，成为牛津大学校长威廉·劳德的藏书。 17世纪初，劳德为了开创英国东方学研究的风气之先，把私人藏书移交至圣约翰学院的藏馆。其中，即包括明刊《花笺记》。但因缺乏中文馆员，这册粤语唱本没有被编入汉籍书目，遂致在藏馆尘封了三个世纪。二战结束后，英国政府号召高校发展汉学。牛津大学的馆员在普查文献时，发现与修复了这部汉籍，此书的价值方得以被重视。明刊《花笺记》的西传与文献发现经历的书写，记录了西方汉学家的交流细节，为重新探讨中西文化交流与英国汉学发展史提供了新的视角。她认为将明刊《花笺记》的西传、修复与文献发现，放置于宏观的历史叙事层中，其经历就是一部“微观”的中西文化交流史。
第二场由福建师范大学葛桂录教授主持和评议。上海师范大学黄轶教授介绍了苏曼殊对对中国文学早期西译文本的整理与研究。苏曼苏的文学译介大致分为三个板块，初步译坛时以《惨世界》为代表的小说译介；翻译鼎盛期的海外英译汉诗/汉文辑录与西方浪漫主义诗歌译介；印度文学及佛学经典译介。不同于当时其他翻译家，苏曼殊做的是双向的文学译介和文化交流，他对海外汉学家的英译汉诗、汉文的辑录之功，至今看来依然是一个令人讶异的工程。他的译本遴选标准可以归纳为三点：强调精通原文和译入语， “按文切理、语无增饰” ，反对“浇淳散朴，损益任情”；“陈义悱恻、事词相称” ，以使达到神韵与形式的统一；选材精审，以原文文学价值为标准，反对“必关正教” 。考辨苏曼殊与欧洲汉学家的交游和相互影响的事实，是苏曼殊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有助于学界深入探讨清末到五四文学现代转型的个中奥秘。
上海师范大学田洪敏教授以《中国古典文学与俄苏‘新世界文学’概念的生成：史料、方法与思想》为题，概述俄国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不同阶段的特征，通过对《中国小说》的研究，探索俄国认识中国古典文学的起源，总结了俄苏“新世界文学”的思想建构所涵盖的主题。
上海师范大学张若玉从上海犹太流亡刊物入手，探讨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犹太难民抵沪后积极掀起一股持续、高昂的汉学热的原因。他们以孔子“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辩证思想为导向，一方面“学”中华典籍、中国文学、孔孟伦理，敬仰中华文明虽数千年来饱经风霜却仍旧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文化精髓；另一方面“思”中华文化与犹太文化之间共同的“东方属性” ，以劝诫离散状态下的犹太人要坚信犹太文化，正如泱泱中华文化一样，虽遭受纳粹党徒的毁灭性打击但绝不会就此消亡沉寂，要重塑犹太文化自信，找寻精神救赎的“诺亚方舟” 。
中山大学郭超聚焦美国华人梁社乾的中国戏曲理论，认为以梅兰芳的访美公演作为分水岭，他的理论核心明显地由偏重听觉的“歌”转向了偏重视觉的“舞” 。梁氏的作品以英文为主，其预期的受众也自然是西方人。因此，其努力包含着向西方人介绍戏曲，消除其错误认识的良苦用心。而他的理论重心因现实需求而做出的调整与转变，也与现代中国的京剧史相辉映，反映了戏曲界自清末民初以降与西方戏剧及以其为蓝本的话剧等舶来品之间的龃龉，也反映了其对自身合法性的艰难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