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讨会｜文献、问题与方法：中国文学早期的西传( 三 ) 西传|文化|文学|问题|中国|文献

浙江外国语学院赵东旭从海外汉学家在早期中国文学史纂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学”观念出发，分析了“文学”观念的演进过程。早期海外中国文学史纂中的“文学”观念，经历了不断演进的过程，论述的重点从杂文学逐渐过渡到纯文学。海外汉学家巴赞，肖特和瓦西里耶夫对文学的认识处于文献典籍的层面，以小说、戏曲和诗歌为代表的纯文学所占比重并不高。翟理斯和葛禄博增加了对纯文学论述的篇幅，纯文学的比重进一步提升，并走向体系化。盐谷温已经把纯文学作为论述的核心，文学观念也完成杂文学向纯文学的转变。作为“他者”的早期海外汉学家开创了中国文学史纂中小说和戏曲研究的先河，至今对国内学界仍具有借鉴意义。
第三场由上海师范大学赵维国教授主持和评议。浙江师范大学胡美馨教授以理雅各的《诗经·关雎》注疏为核心文本，与中国相关注疏和史学文本加以比较，解读了他“以史政为《诗》”跨文化经注的话语特征及其得失，同时分享了在现代话语的支配下中国传统史学如何能通过恰当的语言得以激活与传播的思考。 “以史证《诗》”是理雅各《诗经》跨文化注疏的重要策略。其注疏与中国经史文献深度互文，通过历史叙事呈现道德与治理经义建构及经学话语范式；同时论证指出《诗经》注疏中的相关叙事并非史实，体现出现代史学分析话语特征。其中国经学话语特征有助于传递中国经典的“地方性知识” ，其中西话语共现有助于文化互照、提示文化多元性，但其现代史学分析话语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中国传统史学观。理氏“以史证《诗》”话语特征提示我们：中国经典走出去应倚重传统经史研究成果、传递中国经典文化肌理；同时应兼蓄文化差异、避免过多价值判断，促进文化互照互释、多元共存。
上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丁大刚分析了理雅各《诗经》的译注，指出理雅各以中国经学传统为媒介，熔铸了毛、郑以政教为尚的汉学、唐代的义疏学和宋学和清学的说诗、解诗方法。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吴采奕以《太乙金华宗旨》为例，分析了荣格的两种思维模式，并借以阐释他阅读中国典籍的方法论。 1928 年，汉学家卫礼贤（ Richard Wilhelm）赠送荣格一本他自己翻译的道家炼金术经典《太乙金华宗旨》，并且邀请荣格为此书撰写评述。荣格在此中详细论证他阅读中国典籍的方法论：他坚持按照西方人的精神问题、依着西方人的本性与文化基础、用西方人的方法来探索中国智慧。然而荣格提供的方法论又不仅仅是一种西方中心的东方主义：因为他强调他所得到的东方宝藏并不能仅是一种客观的科学知识，而是一种能够改造西方人的心灵的生活智慧，使西方人得以脱胎换骨。如果经过仔细评析，荣格方法论的得失不仅仅在于他对于中国典籍内涵的了解是否准确，而在于他熟练的转换不同的思维模式：一方面把客观的知识转变为改造心灵的生命体验，另一方面又用实证心理学的词汇来重新阐发道家形上学。此二重转换是早期中西文化交流中经常遇到的难题，而荣格对他的二重转换则提供明晰的辩护。
上海师范大学周建琼对《皇家亚洲学会会刊》中所载中国古典诗词文章开展分析，探讨了19世纪英国古诗词研究所反映的意识形态与学术的双重张力。皇家亚洲学会会刊》是19世纪英国重要的东方学刊物之一，作为接受英国皇室赞助的学术性团体刊物，为这一时期英国的中国古诗词研究提供了独特的文化场域。《会刊》所载中国古诗词研究的文章，由学者或外交官身份的作者撰写，中国古诗词被置于西方诗学视阈之下，诗歌艺术性遭到否定，甚至成为政治博弈的工具，是其欧洲中心主义意识形态的表征。同时，不同学术观点之争鸣，比较文学方法、史学方法、文化人类学方法等近现代学科方法之运用，亦体现出其学术性的诉求。 19世纪英国的中国古诗词研究，在《会刊》的文化场域中，体现出意识形态与学术的双重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