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戈尔曼|李公明｜一周书记：“我忧故我在”的……思想史及现实意义( 二 ) 周书记|奥戈尔曼|忧虑|意义|主

奥戈尔曼的研究专业是英语文学、心理学、音乐学、大学教育和文化记忆，这些学科领域有利于他围绕“忧虑”编织一张研究之网，但是“忧虑”这一主题的个人性、内在性特质使他的研究不能局限在学科与学术话语的场域中。因此他在该书中不断在学术研究主题的公共性、合法性与个人体验的内在性、私密性之间反复思考与追问，作为个人化角度的切入点和对个人内在精神体验的重视与分析是该书的重要特征之一， “本书更像是一种寻找忧虑及其意义（不论好坏）的个人旅程” 。（24页）作者坦言该书写的也是关于他自己——资深忧虑者弗朗西斯·奥戈尔曼， “一个不时感到脆弱、过度敏感、过度矛盾的，焦躁的，失眠的人” 。这种个人体验却也使作者对该书研究主题的确立保持了自信：“本书竭力追求所探讨话题的真实性，尽管这一话题障碍重重，且没有成型的方法论，但在我杂乱的个人精神空间中，作为本书主题的‘忧虑’ ，却是极生动鲜活的存在。 ” （同上）但是，从个人内在精神生活到学术研究场域及相关主题的建构，还需要有进一步的阐释和论证。奥戈尔曼说不是要停留于个人经验，而是希望利用自身关于忧虑的经验来推动对人类内在生活的探讨，同时他承认在这里遇到的困难：“人类的内在世界千差万别，就连找到日常证据以佐证我们对彼此知之甚少都十分困难。 ” （23页）
另外，在人类内心生活以及忧虑在其中所处位置的问题上同样存在复杂性，奥戈尔曼对此有清醒而细心的辨析。首先， “我们相对晚近才认识到复杂的内在生活可能是一个复杂精细的个体的标志。部分归功于现代主义文学，我们开始意识到，我们内在的敏感性，以及对世界的私密反思，是我们作为与众不同的、有价值的个体的标志” 。（12页）他举的例子是二十世纪初的英美和爱尔兰现代主义叙事，如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笔下的达洛维夫人和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笔下的利奥波德·布卢姆那样丰富、复杂和精细的内在生活。作为个体经验与文学史及思想史研究交叉的例子，我想起的是彼得·盖伊的《感官的教育》（《布尔乔亚经验》第一卷，赵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他借用福楼拜《情感教育》（L'Education sentimentale）的标题和概念书写资产阶级的经验成长编年史，从“感官”中的性爱、暴力、自我认知等内在视角出发，以隐秘的私人日记、信件、档案等原始资料为依据，从微观的、个体的精神分析探索“一个阶级的成长”这样宏观的时代主题。其次，与盖伊的“感官”比较起来，奥戈尔曼所关注的“忧虑”与那种复杂而有趣的或充满诱人欲望和迷人希冀的内心世界相去甚远，它只是人们几乎不敢谈论的内在生活的一个特征，如果说在其中包含着欲望，那也是比较平庸的——只想摆脱忧虑中的那些不安、烦恼的感觉。虽然现代主义者可以富有想象力地将忧虑作为一个复杂的主题写入文学作品，但奥戈尔曼研究的忧虑在学术上通常难登大雅之堂。 “但我感兴趣的是这样的挑战：尝试谈论这一被掩藏、被抗拒的，长期以来被避免在书中讨论的主题，并尝试看清忧虑为我们揭示了其他哪些与我们现今的生活方式有关的重大文化议题。 ……我对忧虑感兴趣，因为我就生活于其中” 。（13-14页）这种挑战的合理性就在于忧虑这种精神现象与人类内心生活及生活方式有无法割裂的联系，学术研究的殿堂没有理由一直回避这个主题。如果说彼得·盖伊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必须拆除现有的学科研究脚手架，在心理分析理论的引领下另起炉灶的话，奥戈尔曼则是探索如何合理地建构一种重要而特殊的研究主题，同时探索建构一种合理和有效的学术脚手架并在上面建构新的工作平台。这种挑战具有双重的学术意义：一是在跨学科背景中填补人文学科研究中的主题空白和方法论空白，二是在人文学术研究的公共性与个体经验之间增添一种独特的内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