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专访｜刘海龙：传播学如何克服学科身份焦虑？( 三 ) |刘海龙|保罗·拉扎斯菲尔德

不过米尔斯更多时候还是一个理论上的“孤勇者” ，因为当时拉扎斯菲尔德他们的研究是依托在一个产业化的模式上，市场调查、民意测验是一个很热门的产业。整个传播研究其实比较像是在办“企业” ，用一种很标准化的、项目制的方式做研究。到了米尔斯之后，这基本上也成为了美国传播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咨询式研究的风格，并且近年来也被国内大力提倡，米尔斯也批判了这种“科层制”的研究趋势，这其实和强调个人关怀、具体经验的人文社科研究是相悖的。所以其实米尔斯还是可以往前走一步，这种弊病背后有深刻的社会结构因素，并非是靠个体“想象力”的提高能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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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刘海龙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7月。
传播学的身份问题
新京报：说回到传播学本身。前两年清华大学拟取消新闻传播专业时，社会又开始讨论“新闻是否无学”的问题，其实学科焦虑的问题，传播学也存在。作为一个非常典型的交叉学科，传播学经常面临的质疑就是没有自己的独立理论，研究的问题都是在借用别的学科的视角。在你看来，什么是属于“传播”和“媒介”的独特视角？
刘海龙：首先我们需要明确媒介/传播研究并非一个独立的学科，而是一个领域。其实传播/媒介是否构成一个独立的视角，本身确实一直有争议。我觉得如果从传播学的起源来看， “权力”或影响力可能是传播学的一个切入问题的重点，最开始传播研究处理的就是包括政府的宣传竞选、政治传播、说服中的修辞等问题。
此外就是这几年大家讨论得比较多的媒介理论，媒介也是传播学引入的重要观念。那么什么是“媒介”的独特视角，我觉得可以归结为一个“第三性” 。我们知道，西方哲学传统从古希腊开始更多强调的是“二元性” ，比如主客二分、笛卡尔身心二元对立之类的。海德格尔想突破物和人的二元对立，认为其实是一元的，人拿起锤子就知道怎么用，是一种“上手性” 。但这里面依旧忽略了一个“中介”的问题：拿起工具之后开始用，这个过程并非是自然的，里面至少有“手”的中介作用。 “手”或者说“身体” ，其实就是一个哲学意义上的媒介。这个例子想说明的是，媒介并非一个实体，而是一种视角，让我们意识到很多二元对立中间有一个“中介”过渡。这是一种基础观念上的变革，将影响我们重新看待人与世界的关系。现在大家讨论得比较多的媒介化或者中介化理论，就是把媒介重新引入对社会问题的讨论之中。
我近些年特别关注“身体”问题，其实也是受到这种视角的启发。看我们今天最新的技术，包括VR、元宇宙等等，其实都和身体这个媒介非常相关。过去我们经常认为自己可以“直接”认知世界，和与世界打交道，身体的作用一直隐而不显，现在我们面临一个抽空身体的交流状态，突然一下，你和世界的关系、你对世界的基本认知就会出现颠覆性的变化。这在以往的传播研究很少被关注，但其实是传播研究最根本的一些问题。在这些问题上，一些媒介理论家提出的新观点能够给我们打开想象力的边界，比如约翰·彼得斯在《奇云》中提出新媒介，其实是让我们回到大众传播媒介之前媒介的基本功能，而不仅是关注传递信息和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