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专访｜刘海龙：传播学如何克服学科身份焦虑？( 五 ) |刘海龙|保罗·拉扎斯菲尔德

但是病毒成为一个让我们反思传播本质的一个很好的参照，因为在病毒这里，免疫系统“无法识别” ，传播“失败” ，才是一个最好的结果。这里面其实也扩展了我们对传播学可以谈论的对象的范围，比如“物”也可以被纳入进来。而且这个提法也并非天外飞仙，我们都熟知的传播学者罗杰斯在那本很有名的《创新的扩散》里也讲过病毒。它和新闻、杂交玉米种、政治观念、新产品的扩散都从属于更一般的传播概念。我有博士在写的“物流” ，它们似乎并不是传播学的传统议题，但它们都很有价值。当我们的想象力打开，其实会发现传播是一个非常广义的概念，我们生活中有很多日常用语，使用的都是和传播学相关的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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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的扩散》（第五版）， [美] E.M.罗杰斯著，唐兴通、郑常青、张延臣译，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6年1月。
新京报：关于激发社会学的想象力，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注重从本土经验生发出具体的理论，这也是米尔斯在批判“抽象经验主义”后提出的建议。作为肇始于西方的学问，传播学和其他很多学科一样也都经历过“本土化”的争论。你最近几年也在强调梳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传播”“媒介”等观念的重要性，它们和其在西方的内涵有不小的差异。可否大体谈谈？
刘海龙：不止是传播学，其实任何一个学科的本土化都需要克服用自己的材料去套西方范式、理论的问题。目前这个工作可谓是任重道远，因为它对研究者的历史学、考古学等多学科的积累都有很高的要求。我概要地谈一些有意思的话题，中国和西方传播观念的一个很大的差异其实和宗教有关，在西方谈传播很难脱离宗教。而挖掘中国本土思想中的传播观念，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注意传播和“天”的联系。 “天”一开始可能是自然化的，但后面会抽象发展成一个意识形态。其次就是传播的目的性，西方的传播（communication）观念一直非常强调“平等”、“独立” ，但中国的传播更追求一种和谐、同一性。比如我们非常喜欢有关“水”的隐喻，因为水最终会汇集到一处。
用更有想象力的视角来看，中国古代也有很多有趣的“媒介” ，比如卜筮、礼乐、祭祀、庙宇、旅行（进京赶考）、书写。书写的问题特别值得一提，我们能从中国人对书法的重视中看到，其实中国人关注媒介的意识比西方人还强一些，我们对做事的“中介”、“间接性”很在意，通过杨联陞所说的“媒介人物”与他人建立关系。就像书法的精髓并不在于你书写的内容，而在书写本身，那些线条与人的身体之间的节律。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书法本身也是一种“录像” ，你看着书法的笔迹，甚至能想象出书写者身体运动的姿态，并“体会”（“体会”的本义就是通过身体领会）其精神状态。书法本身就是一种媒介，是一种对活的身体姿态的记录。
新京报：米尔斯非常强调知识分子的公共介入，包括他在书里提到过“小册子” ，认为这种传播形式非常适合连接大众与高深的学术圈。在让知识扩散、走向大众这方面，传播学者可能会更有体会。知识分子介入知识传播应该采用怎样的方式？
刘海龙：首先，我们需要意识到让知识走向大众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其实也是意识到“观念”的社会影响。过去我们可能会觉得，尤其是人文社科思考出的那些东西，对社会并没有什么用，但正在发生的现实说明并非如此。比较典型的就是像罗萨的加速社会、韩炳哲的倦怠社会，这些观念逐步的流行，确实对大众重新看待工作、消费等有了一定影响，大家对“996”等现象的反思，很难说没有这种观念解放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