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专访｜刘海龙：传播学如何克服学科身份焦虑？( 四 ) |刘海龙|保罗·拉扎斯菲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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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云》， [美]约翰·杜海姆·彼得斯著，邓建国译，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0年12月。
新京报：传播学经常被称为“十字路口” ，各路学科的思想资源都在此汇集。不过这里面有一个悖论式的问题，一方面，传播学者经常强调要注重跨学科的视野，另一方面，这个学科似乎一直又都有“主体性”的焦虑，很希望证明自己的高度学科化。你会怎么看这个问题？
刘海龙：就像刚刚我说的，我觉得传播学是有自己独特视角的，比如媒介的视角，但我们也不能说这种视角有多么独一无二。比如我们现在研究物流系统的问题，做管理学的可能更多会把重点放在物流的效率上，但我们可能会关心其中的技术基础设施，关心其中对劳动者的控制问题。
其实我一直认为学科主体性焦虑是一个很虚无的东西，我们只要面向真问题，用独特的视角去解决它，给出知识贡献就够了。而且有一点我们需要注意， “主体性”经常意味着“独立” ，但传播学中的很多核心的概念本身就是不独立的，比如媒介就意味着“连接” ，是他律的，我们不可能忽视连接两端的那个东西去纯粹地谈论媒介。所以我一直说传播学最严格的叫法应该是媒介社会学或者是传播社会学，它一定不仅仅是传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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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第二版），刘海龙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20年1月。
我们也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越是缺乏“身份”的学科对学科身份越在意，反倒是一些早就不存在所谓学科合法性的学科，不会频繁地提这个说法。而这导致的一个结果，让传播学成为了中国形式上最学科化的社会科学。我把它称作一种“深度学科化” ，我们在用各种形式不断地“筑墙”让自己显得很像一个学科，每年开社会科学当中最多的会，各种学科建制化的措施如火如荼地进行——当然也包括报考传播学变得越来越“卷” 。但这更多还是一种形式上的“繁荣” ，内在地来看，现在国内的传播研究在学术上还比较初级，甚至缺乏一个稳定的、有共识的判断研究“好坏”的标准。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焦虑也来自于时代的变化。传播学一开始很热的那些方向，比如舆情研究、各类效果研究，在新媒体的到来，乃至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崛起之后，能做出的新发现几乎乏善可陈。很简单的道理，以往我们做效果研究是希望通过抽样的数据来“推测”消费者的行为，现在的技术条件已经可以直接让你看到乃至预测这些行为了。所以传播学还是需要打破传统，去思考一些更根本的问题。这几年大家对“媒介”及其相关理论的关注也是做出的努力。
召唤传播学的想象力
新京报：除了身体问题，你还在疫情期间写过“病毒传播学” ，这也是一个很有想象力的提法，但也难免让人有疑惑，觉得病毒更多是一个严格的免疫学问题，将其和传播联系会很牵强。你会怎么看传播学想象力的边界问题？
刘海龙：我那篇文章其实主要还是想从传播学的角度为我们看待病毒提供一个不一样的视角，它可能并不完备，但这对我们从多方面看问题肯定是有价值的。每一个学科，每一个理论家，讲出的都不是绝对真理，也不能定义看待问题的角度只能有一种。我们会发现传统的传播学谈起传播、交流，不论是希望提高传播效率，还是改善人们的观念，都会认为“达成理解”是最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