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茨·卡夫卡|卡夫卡是怎样预言今天的？( 四 ) |诉讼|小说_文化|写作|弗朗茨

如果对手躲在暗处，瞧不见他的脸，那么我们就感觉格外危险。很多电影都喜欢利用人的这一“进化残留”制造恐怖效果。因为那个“他者”不现形，观众心里便会不由自主画出一幅场景来，而那正是其内心恐惧的化身。《诉讼》里的情形就是这样。卡夫卡给我们引路，但当我们的目光顺着他的手指望去，一层面纱便倏然落下。他的法庭虽然具有清晰可辨的外表，但我们透过这层表面发现的一切，每每将我们引向别处，引向更难以预料的本质：“最高法官” ， “法” 。我们所知越少，就越会揣测。所有人都在谈论这个法庭，每个人都说出了一点东西，但没人有过亲身经历，他们的话都源自道听途说。法庭占领了思维和语言，于是它无所不在。当被告冲进法庭，最终跟那不知姓甚名谁的法官面对面对峙时，在他心里绝不只是负罪感：要知道一个想象中的对手远比有头有脸的对手更为可怕，而生活在狙击手的打击视野里远比公开的决斗更为恐怖。
但是如果法庭无处不在，那么说得准确一点，它就在“此处” ，在生活的物质洼地里。约瑟夫·K被捕时还在床上；看守吃着早点，讨论K的睡衣；邻居透过窗户呆呆地往屋子里看。办公室的同事都知道了这桩事。他是别人的情夫，就连这个身份也暴露在无形证人的监视之下。诉讼的开始便宣告了一切隐私的终结。这种让受害者无所遁形的表现方式，被很多人解读为对未来的预言。事实上，极权主义社会里人的内心状态与卡夫卡的这些描写何其相似，直教人愕然喟叹。而这些卡夫卡又是如何知道的呢？盖世太保的暴行和斯大林的“大清洗”让数千万人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而卡夫卡早在那之前二十年便写出了这种恐惧。我们也不禁想起雅罗斯拉夫·哈谢克的《好兵帅克》，里面描写了一些监视手段，看守可谓悠然自得，而帅克像小孩子一样耍点小花招就轻易摆脱了。哈谢克以现实主义手法描绘了当年奥匈帝国军队的懈怠，这在我们今天看来已相当遥远，几乎像一则童话。而《诉讼》刻画的噩梦则展现出二十世纪一种根本的精神状态。
卡夫卡并非先知先觉，但他的社会“雷达”可以探测到很远。即使没有世界大战，他也足以看清如流沙一般无所不侵的（泯灭了个体身份）的群体暴力。身为犹太人，他很早就体验过这些。另外，他也通过自己父亲的例子看清权力的可怕之处恰恰在于其 “自有法则性”以及那似乎盲目而捉摸不透的横断专行。至于战争暴露出来的那伤痕累累、布满血迹的肉体，还只是一个额外副产物，同样是副产品的还有幻想身体被机器刺穿的画面，这些画面早在写《在流放地》之前他就已经通过工作业务上的接触而见怪不怪了。
然而指引卡夫卡写作《诉讼》的，并不是为时代诊断的想法，更不是为了替读者破解什么重要信息。在卡卡的日记公开之后，我们恍然大悟：是阿斯肯尼夏霍夫酒店的那个“法庭”为他提供了关键的画面和场景。我们也从他日记里看出，卡夫卡在这部长篇小说里几乎一比一还原了他在那一整年蒙受的屈辱以及无数零零碎碎的经历。在小说中，与他生活经历完全相符或者对生活经历有所影射的多达几百处，估计还有几百处永远也不可能被我们发现。卡夫卡在当时一定很清楚，他完全在演给自己一个人看：他的第一批读者———布罗德、鲍姆、韦尔奇以及奥特拉，或许能够猜出毕斯特纳小姐与菲莉丝·鲍尔之间的关联，但却无法证实。他们不知道卡夫卡给这两个人都用了“F.B.”这一缩写名。他们恐怕也不知道，小说里多次提及毕斯特纳小姐房间里的那件女式衬衣，其实就是卡夫卡未婚妻的衬衣。格蕾特·布洛赫的生日在星期一，于是她在小说中对应“蒙塔格小姐” 。卡夫卡在现实生活中很讨厌的一位经理则以“副经理”之身出现在小说里。采石场的死亡事故及其预防，正是身为事故问题专家的卡夫卡这几年一直大伤脑筋的话题。在自己房客被捕后，房东格鲁巴赫太太的安慰之语颇令人泄气：“不必把这事看得太重” ，这句安慰话我们猜大概是卡夫卡母亲的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