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懿：40个春秋里，那些被误解的与无法放弃的丨专访( 六 ) |儿童文学|小说_文化|我们的小

彭懿：对，我不是要写这些。这次来北京之前，我在西藏走了46天，我对那种没有人的自然有一种无比的向往。但我从来不会明确我的作品有环保主题，其实环保主题我自己就看不下去。我更多的是把乡村或者大自然当成一个幻想的世界，然后因为到了一定年龄，人的写作会发生一些变化。有时候也会写一些“乡愁” 。
从文体上，我的写作也在发生变化，包括文字上。我记得早年间，我写小说的时候非常喜欢华丽唯美的词句，但现在我就喜欢用非常平实的语言来讲述。
写作的基调也是，就像你说的是不是逃避进入一个梦幻的世界。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会有一种希望，我隐隐约约地、不自觉地把那种希望的东西呈现在作品里了，而不是说大声呼吁，我们应该保护乡村、让它振兴。其实我都知道的，失去的永远就失去了，不可能再回来了，对吧？
比如说我对乡村的认识，在《溪边的孩子》这本书里最明显了。当时我去采风了好多次，在那里（浙江仙居县）拍了好多次照片，徐超（与彭懿长期合作的编辑）他们也都跟我一起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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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边的孩子》封面。
说一个极端例子，我们找到一个村庄的时候，它已经毁于一个星期之前，因为那里就要造大坝了。我在后记里说，我有责任把这些记录下来。但实际上，在创作之初我没有那么多的想法，只是觉得这个故事就该这样呈现了。
采风的时候我也发现了：这些村庄和老房子就是失去了，这是永远的无奈。可是你去问当地人，你在乎吗？他们会说，我们不想住那种要倒塌的房屋，我们想住明亮的地方。
所以我在创作《巴夭人的孩子》的时候，我用孩子作为第一人称来讲述。其实这类题材的每本书都要注意，第一句话非常重要：这故事是谁讲的，是他人讲的，还是当地孩子——“我”讲的。我的大多数故事都喜欢用“我” ，这个“我”是作品里的人物，一个当地的小孩，而不是一个外来的文明者。
但“快逃！星期八”这套书的第一人称不是“我” ，而是“我们” ，因为这套是低幼图画书，两三岁的孩子可能还没有清晰的“我”的概念。
如果一个外来的大人，一个靠近真实的彭懿人格的叙述者来讲述，你就不可避免地是一个闯入者，对吧？你占据的姿态就会显得很高，然后你有的时候就会不自觉、不经意地露出一种“批判”的视角。
所以，这也是一种叙述的技巧，或者说，是怎么能把主题和想说的故事，用事件的当事人的视角，而且是一个孩子、一个大家都会很怜爱的人的视角，悄悄地告诉你。
新京报：一个当事人中最弱势、最难被听到声音的，同时也是最真实坦率的人。儿童文学里总是会由孩子来承担这样的形象，这其实也是一种文体惯例了。
彭懿：对。然后你面对这样的叙述者，就没有任何的抗拒心理，你也不会反感。像这种写乡愁的故事，我就不会用大人的视角和口吻去写。
关于翻译的争议
新京报：有一些翻译上的争议。有编辑说你偏爱直译和口语，但你有一次在讲座上说：不是所有的图画书翻译都需要口语化。然后举了《纸飞机的旅行》这个例子——“纸飞机飞起来可以用‘轻轻’‘忽悠忽悠’ ，更简单好懂，但是配不上这个美丽的画面。 ‘翩翩’这个词很美，读出来很好听，虽然孩子可能不懂，但是妈妈可以在这里给他解释，然后孩子就新认识了一个词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