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述司马迁及其《史记》「祝总斌说史记兼论司马迁史记的得名问题」( 二 ) _祝总斌说史记兼论司马迁史记

以上七点可证钱大昕说不准确，“古者列国之史”本名《记》[17]，而不是“《史记》” 。
二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先秦两汉史料中大量见到的列国之史被称引时，却不是《记》，而往往是“《史记》”，钱大昕说的根据，王利器先生所举之证，都源于此（往下为了叙述方便，除今版书名外，凡引文称古列国“《史记》”者，一律依拙说作“史《记》”）。
如泛称“诸侯史《记》”：《史记·六国年表》序“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 ……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 [18] 。
【评述司马迁及其《史记》「祝总斌说史记兼论司马迁史记的得名问题」】如“周史《记》”：《春秋公羊传注疏》隐公第一，《疏》引《闵因叙》“昔孔子……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 [19] 。
如“鲁史《记》”：《汉书·司马迁传赞》“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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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以如此，我以为原因有二：
第一，这些《记》乃“史（官）”所记。《史记·秦本纪》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记事”[21]、前引《竹书纪年》左史“作《记》”、秦缪公事“史（官）书而记藏之府（或'藏之《记》府'）”，均《记》乃“史”所记之证。因而《史记·周本纪》幽王三年“周太史伯阳读史《记》曰：周亡矣”下《正义》“诸国皆有史以记事，故曰史《记》” [22] 。本名《记》，因史所记，有时亦可称“史《记》”，这是很自然的。前引《竹书纪年》称左史“作《记》”，《逸周书》篇名作《史解》，或即此故[23] 。
第二，但是在古代其所以往往将国家史书《记》称“史《记》”，更重要的原因是为了把国家史书与其他著作、文书区别开来，因为当时《记》之名称不限史书，使用是很泛的。
一般著作称《记》。如《老子》称《记》。《庄子·天地》“《记》曰通于一而万事毕” 。王先谦《集解》“《记》曰”下引《经典释文》“书名，老子所作” [24] 。
《庄子》称《记》。《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在宋人之解书，与梁人之读《记》也” 。《记》之文字为“既雕且琢，还归其朴” ，乃出之《庄子·山木》[25] 。
《孟子》称《记》。《韩非子·忠孝》“《记》曰：舜见瞽瞍，其容造（蹙）焉。孔子曰：当是时也，危哉！天下岌岌” 。文见《孟子·万章上》。故陈奇猷曰“则所谓《记》者，《孟子》书也” [26] 。
阴阳家言称《记》。《吕氏春秋·至忠》“臣之兄尝读故（古）《记》曰：杀随兕者，不出三月” 。高诱注“比三月必死，故曰不出也” 。楚王令人查找，“于故《记》得之” 。同书《贵当》“《志》曰骄惑之事，不亡奚待。”高注“《志》，古《记》也” 。陈奇猷校释以为以上两处“皆阴阳家言” [27] 。
按称《记》之一般著作，两汉犹有存者。《大戴礼记·保傅》“青史氏之《记》曰古者胎教”云云[28]，证明戴德所见著作仅称《记》，为免与他《记》相混，故标明乃“青史氏”之《记》[29]，而到《汉书·艺文志》中则又被改称《青史子》，归入小说家[30]（或许《艺文志》其他以作者名定先秦著作名者，也是这样由各种古《记》演变的，这应是我国书史上的一个进步）。
一般文书、官文书称《记》。如《战国策·齐四》“后孟尝君出《记》，问门下诸客'谁习计会，能为文（田文）收责（债）于薛者乎？'冯谖署（此《记》）曰能” [31] 。此贵族家文书称《记》。又《越绝书》卷十吴国左校司马王孙骆“移《记》”于东掖门亭长公孙圣，“公孙圣得《记》，发而读之” [32] 。此官府文书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