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述司马迁及其《史记》「祝总斌说史记兼论司马迁史记的得名问题」( 五 ) _祝总斌说史记兼论司马迁史记

我以为这和到汉代称引国家史书名之为“史《记》”已不多见，二者关连已逐渐淡化紧密联系。据《汉书·艺文志》，西汉记事之国家史书已渐改称《汉着记》，凡百九十卷，“师古曰若今之起居注” [63] 。《汉书·五行志》“凡《汉着纪（记）》，十二世（由高祖至平帝），二百一十二年” [64] 。《汉书·谷永传》成帝时上书言灾异，称“八世《着记》（由高祖至元帝）” [65] 。《后汉书·皇后纪》和熹邓皇后时平原侯刘毅上书称“汉之旧典，世有《注记》” [66] 。《后汉书·文苑李尤传》安帝时“受诏”与刘珍等“俱撰《汉》”[67]（后汉应劭《风俗通义》卷八《祀典·灶神》已称引此“《汉》” [68]）。又《风俗通义》“按《明帝起居注》”云云[69] 。后汉荀悦《申鉴·时事第二》“先帝故事有《起居注》” [70] 。《隋书·经籍志二》著录《汉献帝起居注》五卷；并附称“汉武帝有《禁中起居注》”云云[71] 。总之，称引国家史书，名之为“史《记》”的历史和影响渐渐成为过去，它被新的各种名称代替了。这便为司马迁个人著作得以获“史《记》”之名准备了前提。
其演变情况当是这样的：
前述司马迁其书还有《太史公记》和《太史记》之名。《太史公记》最早见于《汉书·杨恽传》“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 [72] 。按《太史公书》之名乃司马迁自定，杨恽作为晚辈为何要擅改？我以为很可能是因为当时尚有古来国家史书称《记》之传统（前有“秦《记》” ，汉有《着（注）记》，均见上），杨恽为突出司马迁此书乃相当于古来国家史书的史学著作性质，故改“书（无论视为'书'或'《书》'）”为“《记》”（作“书”则此义不显）。但因毕竟乃个人著作，且为突出司马迁，故《记》上保留“太史公”三字以别之。这是先秦两汉书中“史《记》”之“记”本应理解为“《记》”的又一证明。也正因如此，到东汉中后期当“史《记》”之称进一步淡化[73]，而《太史公》则因为在突出司马迁此书相当于国家史书性质上其涵义优于《太史公书》、《太史公传》及《太史公》，因而进一步流行，而后三者则渐被冷落[74] 。以下一事最能反映称《太史公》的意图所在。如东汉明帝曾批评司马迁此书“微文刺讥，贬损当世（指西汉武帝）” [75]；班固不予理睬，仍然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高度评价其书“其文直，其事核（实），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76] 。尽管它违反皇帝意志，可发展到汉末，荀悦在所写《汉纪》评价司马迁此书时依然称引《汉书》，照抄这十七个字，这是这一评价早已深入人心，司马迁此书在人们心目中相当于国家史书之反映[77] 。然而荀悦同时却将《太史公书》改为《太史公》（按《太史公自序》原文作“遭李陵之祸， ……乃喟然叹曰”云云，然后发愤写作，“自黄帝始”，“为《太史公书》” 。《汉书》照抄《自序》这一段话，后面也作“自黄帝始”，“为《太史公书》” 。而《汉纪》在照抄“遭李陵之祸，喟然而叹”著书之后，却改作“始自黄帝，……为《太史公》” [78] 。三者对比，以“《记》”代“书”之迹显得十分突出）。很清楚，这是借此再一次在强调司马迁此书相当于国家史书的“实录”性质，因而其《太史公》之“记”，必当为“《记》”，而不是一般理解的记事义之“记”，因为如是后者，改“书”为“记”便无甚意义，荀悦何必要巴巴地通过前述文字排比、对比，突出这一意图！
正是在这一背景和学术风气下，如汉末另一著名学者应劭在所著《风俗通义》中，不但称引《太史公》，而且时而又将它简化为《太史》[79] 。原因当在于称此二名，重点均在《记》，均在肯定司马迁所著乃相当于国家史书（“实录”）的《记》，至于作者称“太史公”或“太史”是都可以的，大家都知道是指司马迁。由于此故，当古来作为国家史书的“史《记》”之名及影响进一步淡化、消失，《太史公》、《太史》便在不知不觉中又简化为“史《记》”了[80] 。这“史《记》”与古来列国“史《记》”的共同点是，其《记》，全不是义指记事之“记”，而是指史学著作之《记》；区别是后者之“史”是国家记事史官之“史”，而前者之“史”则非国家记事史官之“史”，而是“世主天官”的“太史公”之“史”，因而后者之《记》虽自来是指国家史书，而前者之《记》则化为指司马迁的个人著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