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述司马迁及其《史记》「祝总斌说史记兼论司马迁史记的得名问题」( 三 ) _祝总斌说史记兼论司马迁史记

儒家《礼》书中补其《经》之不备者等，文亦称《记》。如《仪礼·士冠礼》“《记》：冠义”，贾疏“凡言《记》者，皆是记经不备，兼记经外远古之言” [33] 。胡培翚引熊伯耒等三家说，指出《仪礼》十七篇中“有《记》者十有三篇，……必出于孔子之后，子夏之前”[34] 。再如《礼记·曾子问》“孔子曰：'……《记》曰君子不夺人之亲， …… 。此之谓乎'” 。孔疏“旧《记》先有此文，故孔子引之” 。又《礼记·文王世子》“《记》曰虞夏商周有师保，有疑丞” 。疏称汉代作《礼记》之人“更言'《记》曰'，则是古有此《记》”，故此处“引之” [35] 。《礼记·学记》“《记》曰蛾子时术之，其此之谓乎” 。疏“谓旧人之《记》先有此议”，此乃“引旧《记》之言” 。又，“《记》曰凡学，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谓乎。”疏“引旧《记》” 。又“《记》曰：三王四代唯其师，此之谓乎。”疏“引旧《记》” [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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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见，在先秦，《记》之名称满天飞，故称引《记》者，一般很难判别其为何书，是否史书，为将作为国家史书之《记》与其他著作称《记》者区别开来，凡有三法：
一是《记》上冠以国名，如周《记》、秦《记》等，证明是国家之《记》（史书）。
二是另立特殊名称，如晋史书又名《乘》，楚史书又名《梼杌》，鲁史书又名《春秋》[37] 。墨子便引用过“周”、“燕”、“宋”、“齐”四《春秋》[38]；甚至说过“吾见百国《春秋》” [39] 。但《春秋》一名作为国家史书之义并不明确，私人著作论述历史者，也有名《春秋》的，如《虞氏春秋》、《吕氏春秋》等[40] 。
三即称引者在《记》上加一“史”字，证明乃史官所作之《记》，必为国家史书，而不是私人著作等。开始只是为了与后者区别，“史《记》”二字尚非专名，犹是史官所作之《记》的意思，但行之既久，约定俗成，便与《春秋》等一样，成为专名了[41] 。由于作为国家史书之意它比《春秋》之名来得明确，所以适用最为广泛。强证便是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凡提及古代国家史书，除原名本为《春秋》者（即孔子《春秋》）[42]，因袭称之不变外，其他皆称“史《记》” 。如前引《周本纪》“太史伯阳读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论史《记》旧闻”、《六国年表》序“诸侯史《记》尤甚”等等[43] 。这一“史《记》”与单称秦《记》、周《记》的区别是，后者兼分清史书之国别，而前者则多用于泛指（如上引“诸侯史《记》”等），然而与一般私人著作、文书等有明显区别，二者则同。
关于前人所称古之《史记》，实乃“史《记》”，通过司马迁书之得名《史记》，也可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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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按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杨明照先生在《太史公书称史记考》一文中，便曾详尽地考证了此《史记》之名“起自后汉灵、献之世”，并举有《武荣碑》等五证；在此之前凡有名称者五，即《太史公书》、《太史公》、《太史公记》、《太史公传》、《太史记》[44] 。请参看。但他没有涉及以下这样两个问题，即长达三百年时间里为什么司马迁此书却没有“《史记》”之名？而到了东汉末年为什么它又得到了“《史记》”之名？先看第一个问题。
我以为司马迁此书其所以长期无“《史记》”之名，原因就在于自先秦以来直到东汉末，称“《史记》”（往下依前例但称“史《记》”）便是指国家史书，而司马迁此书乃私人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