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述司马迁及其《史记》「祝总斌说史记兼论司马迁史记的得名问题」( 六 ) _祝总斌说史记兼论司马迁史记

综上所述，结论是：从史学史角度言，钱大昕所说“古者列国之史，俱称《史记》”，其《史记》当理解为“史《记》”，指国家史书。其“《记》”是专名，其“史”是官名。而司马迁之《史记》，大约在汉末开始一般还同样被理解为“史《记》” ，是指个人著作。其“《记》”也是专名（尽管古列国“史《记》”之《记》与之有公私之别），其“史”乃指司马迁。至于约自汉末起，对“史《记》”的理解逐渐发生变化，主要是将此“史”理解为文史之“史” ，历史之“史”，而非史官之“史” [81 ]，又将“《记》”仅理解为记事义之“记” ，司马迁“史《记》”自然也就成了今天一般所理解的“《史记》”；后代又将它们发展成为一些新的专名[82]，则属发展变化问题。从史学史的角度，这是不能不分别清楚的。
[1]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七，商务印书馆， 1958 年，上册，第 142 页。按此《史记》之书名号原无，据上下文补。
[2] 王利器《与》，收入《晓传书斋集》，华东师大出版社， 1997 年，第 307-311 页。
[3] 准确地说，作为专名，应标点为“《史》”，可是为免层层书名号带给各方面的麻烦，往下论及但一律简称“史《记》” 。
[4] 《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收入方诗铭等《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年，第 247 页。又《史解》原文及注请参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 年，下册，第 1006-1009 页。
[5] 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本，1980 年，下册，第 2248 页，上栏。
[6] 吴毓江《墨子校注》卷九，中华书局， 1993 年，上册，第 425 、 432 页。校注引孙诒让云“皆无之，谓皆以命为无也” 。
[7] 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学林出版社， 1984 年，第二册，第 713 、 715 页。
[8] 陈奇猷《韩非子集释》，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下册，第 924-932 页。
[9] 《史记》卷八八，中华书局，1962 年，第八册，第 2569 页。
[10] 《史记》卷二八，第四册，第 1360 页。
[11] 《史记》卷十五，第二册，第 685-686 页。索隐“史记”二字，此标点本未加书名号，当是为了区别于司马迁《史记》，我以为当理解为“史《记》”；又“秦记”，标点本俱加书名号为《秦记》，我以为当理解为“秦《记》”（《韩非子集释》之“周记”，原书加书名号为《周记》，当理解为“周《记》”）。理由均见下。
[12] 《史记》卷六，第一册，第 255 页。
[13] 《史记》卷六，第一册，第 293 页。此班固语，参第 290-291 页“孝明皇帝十七年……”句下《正义》、《索隐》，又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五，中华书局， 1981 年，第一册，第 193 页。又文中“秦《纪》”当为“秦《记》” 。按纪、记本有别（见《王力古汉语字典》，中华书局， 2000 年，第 910 页），但因在“记载”这个意义上二字相通，因而古书校勘上亦有相混者，只能据上下文意确定，此即一例，下同。
[14] 《太平御览》卷六百八十，中华书局， 1963 年，第三册，第 3034 页。
[15] 《华阳国志》卷三，国学基本丛书本， 1958 年，第 39 页。
[16] 《史记·秦始皇本纪》末附从秦襄公至秦二世之要事，索隐以为它们“皆当据《秦纪（记）》为说”，也是称《秦纪（记）》。金德建先生有《考征》一文，收入其《司马迁所见书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 年，第 415-423 页，请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