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恺|专访｜青年作家周恺：以执念安抚自己，抵抗庸常( 四 ) 胭脂|周恺|少年|写作|小说集

周恺：首先，我觉得我还是不要强词夺理了，在文学史上，很少有把女性写得特别出彩的男性，那种特别微妙的情愫可能还是得由女性来写。你提到的《半点朱唇》里头的女性，其实是特殊化了的女性，是妓女。有特殊身份的女性其实是好写的，因为有一定传奇性。把女性写得好的中国男性作家，比如苏童，苏童小说里很多女性是小姐、荡妇之类的，再比如陈忠实写《白鹿原》，田小娥也是这种。所以由男性书写的女性人物，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往往都是这种特殊化了的女性。如果说让男性作家像爱丽丝·门罗那样去写非常庸常的一个女人的一生，我觉得没几个男性作家能写出来。这是作家的局限性。每一个人都带着自己的视野来看世界，当然有看不到的地方，而正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局限性，小说世界才会变得更加丰富。
而且我觉得，现在这个话题有一些过于“正确”了，甚至会妨碍到写作者。我现在结婚了，年纪也稍微大了一些，对于异性的了解是比过去更深刻，但我还是尽量不去想所谓的女性问题，不带着这样的观念去进行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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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边停泊的小船。
纯粹的东西，总有着强大的吸引力
澎湃新闻：这本书（《少年、胭脂与灵怪》）里的小说，之前先在文学杂志上发过吗？
周恺：前面八篇（写于2012至2014年）可能有一半在《天南》上发过。近年写的两篇，一篇《桑塔纳》发在“小鸟文学”App ，今年才发的，另外一篇《这些爱与怕》其实是一个笔记，就是一些短章。我从过去到现在一直保持着这个习惯，临时听到一些故事，觉得把它们写成一个长的好像不太合适，就会随手写成一个个短故事，很短很短的那种，就打在电脑里，每天保持一定的写作量。
澎湃新闻：你觉得自己在及时出版这方面，算是一个比较幸运的人吗？
周恺：我在出版上肯定不算一个幸运的人，甚至是一个倒霉的人。我的两个短篇小说集都是在长篇小说（《苔》）出来以后再出版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写了一个长篇，被别人看到了，才回头去出那些短篇。我从开始写作到想写长篇，这中间大概有七年的时间，身边很多朋友都在一个接一个地出书，给我的心理压力也蛮大的，会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干这行的料。实际上，写那个长篇相当于给自己一个认证。当时我想，什么样的作品可以出版，就想到一个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比较容易，所以当时想的也挺世俗的。
澎湃新闻：你现有的三本书，按出版的先后顺序是：《苔》（2019）、《侦探小说家的未来之书》（2020）、《少年、胭脂与灵怪》（2021），但《侦探小说家的未来之书》其实写于2014至2016年，在写《苔》之前，《少年、胭脂与灵怪》的主体部分也写于2012至2014年，比《侦探小说家的未来之书》还要往前。我想到之前和一些同龄的写作者聊天，不少人形容他们的写作像一种“抽屉写作” ，写完就放那，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像短篇小说的话，能结集发表肯定很好，但等到能成书出版了，这本书和他当下的写作状态和想法之间又很可能存在着“时差” 。
周恺：这样的“时差”确实存在，但纯粹从作品上去说，小说是没有“时差”的。比如有的人在说疫情前的文学和疫情后的文学，我不太认可这样的说法，因为作品本身是不存在“时差”的，我们现在能看二战时期的小说，也能看19世纪的小说。这个“时差”主要还是体现在作者抽离出来对自己的作品进行阐释的时候，因为有时候都忘记了当时写这个小说是为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