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为雪堂辩诬，为观堂辩诬——罗继祖与“王国维之死”( 二 )

因为手握很多书札等第一手材料，故《永丰乡人行年录》中即多关于罗振玉与王国维关系的叙写。此外，有些不宜写入行年录的内容，不妨在私人通信中表达。如关于王国维与罗振玉晚年交恶之事，1978年11月26日，罗继祖致信罗守巽云：
王家的事，祖父性偏急，又专听三姑一面之辞，其实王太太这人并不凶狠，不过好听钱妈等人的挑拨，三姑就受不了，以致反目。事后王家对此并无恶感，所以《录》里也不必补叙。
很显然，罗继祖对王国维与罗振玉的关系，其实有很多话要说。不过限于年谱体例，不能过于枝蔓，遂有不少谱外之谈。类似的言论其实已先见于罗继祖1978年10月22日撰成的《跋〈观堂书札〉》（刊于《读书》1982年第8期）。
追溯“逼债”说之非
罗继祖发表有关王国维死因的文章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促成他撰文的直接原因是“到目前还有人在刊物上说王静安之死不是殉清而是受罗逼债，岂不可笑”（1981年5月12日罗继祖致罗守巽信）。在罗继祖看来，王国维之死缘于罗振玉逼债之说，乃是因当时逊清朝廷的内部矛盾而杜撰出来的、出于政治目的虚妄之说，为何过了半个多世纪依然有人拾此陈说？
关于王、罗晚年交恶之事，罗福颐早在1953年即撰文略述本末，惜未能发表，后来罗继祖述及此事，也大体承罗福颐之说。
关于逼债说，罗继祖至少在1982年5月2日已知郑孝胥乃始作俑者。当日他致信罗守巽说：
郑海藏以诗出名而非学者，故少为人称道，且其人不纯正，祖父与之始终不协。现知王观堂死于逼债之说，乃郑作俑，而为郭沫若等人所信，则其为人更可知，殆所谓政策策士一流。此事自不必与二姑言之，侄在《行年录》中叙说已明白，将来还有许多材料可写。
所谓“政策策士一流”，实际上揭示了逼债说背后的政治阴谋。而在《永丰乡人行年录》中，罗继祖的说法尚比较模糊：
孝纯为长子妇与继姑有违言，仆媪复从中构之。静安虽家督，而平日家政皆潘主之，己不过问，与乡人事无巨细皆过问不同。至是伯深卒，静安夫妇莅沪主丧，潘处善后或失当，孝纯诉诸乡人，乡人迁怒静安听妇言，而静安又隐忍不自剖白，乡人遽携孝纯大归。自是遂与静安情谊参商。京津虽密迩，迄静安之逝未再觌面，函札亦稀通矣。伯深服务海关，卒后恤金，乡人且不令孝纯收受。（《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十二集）
罗继祖在此处加按语：“罗、王之隙，外人不知内情致生种种猜测，有谓王女适罗被休，实则罗女适王，因婿死而大归也。静安投湖后，疑窦益启，至有谓逼债致死者。其真情虽王门子弟亦无知之者，何论外人，更何论溥仪。”溥仪的《我的前半生》弄混王、罗两家姻亲关系，宣传逼债说，罗继祖在此予以回应。颇疑罗继祖在为乡人撰写年谱时，尚未确知逼债说之始作俑者乃是郑孝胥，因为罗继祖在言及逼债说之时，矛头除了针对溥仪，其他就是“王门子弟”了。直到1982年5月，也就是《行年录》撰成四五年后，他才知道“王观堂死于逼债之说，乃郑作俑”。罗继祖这一节文字对王、罗晚年交恶原因的剖析是中肯的，两个不同性格的人，面对同一件棘手的事情，都没有调整自己的性格，以致近三十年情谊转成参商。同样了解王、罗晚年交恶原因的王国维弟子戴家祥，即对罗继祖《行年录》中的相关说明表达了认可。罗继祖《〈观堂书札〉再跋》一文曾略引其语云：
戴教授从王登明丈手里看到《行年录》后，写信给我，说罗、王晚年失欢一事，师母潘氏即把所见所闻告诉姨甥赵万里，赵又转告我，与大作翕若合符，无偏无颇，正是史家求是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