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为雪堂辩诬，为观堂辩诬——罗继祖与“王国维之死”( 六 )

这里说了溥仪身边的派系斗争问题。其实罗继祖在《〈观堂书札〉再跋》中将张园当时的党争说得更为细致。他说：
溥仪身边大致分成三派：亲贵和内务府旧人为一派，郑、金就是从这一派里分裂出来的；以陈宝琛为首，因他是师傅最受溥仪尊敬，有一些人依附他作外围成一派，这两派人数都较多；南书房同僚温肃、杨钟羲、朱汝珍和祖父、王先生，包括柯劭忞（柯名义隶懋勤殿）为一派，这一派人少力弱。党论倾轧的结果，祖父被疏远了，派中人也受到打击。（《〈观堂书札〉再跋》）
这就是当时朝廷三组“朋党”的基本情形，而郑孝胥与金梁则是其中用力最大者。后来的情况虽然有一些新的变化，但罗振玉的劣势还是没有改变。罗继祖说：“后来张园小朝廷的权一直掌握在具体执事人胡嗣瑗、景方昶、陈曾寿几个人手里，郑孝胥和他们时分时合，因为只有他们才能朝夕和溥仪接近，他们又都学会一套固宠弄权的手法，得到溥仪的信任，把张园弄成死水一潭，外人如何也打不进去。”（《〈观堂书札〉再跋》）升允、罗振玉与王国维三人是相对固定的“朋党”，其中升允与罗振玉要更为密切，而朱汝珍则是与罗振玉共同经手张园的人。因为他们一度深得溥仪赞赏，也因此受到其他政客的嫉妒。郑孝胥悻悻南归大概就是一种迹象了，但后来郑孝胥地位日隆，罗振玉的边缘化也就慢慢成为了现实。今检王国维与罗振玉往返信件，也颇有共疏之例。但当年的“同志”，到了1926年、1927年之交时，显然发生了转变，这也同样是一种事实。
值得注意的是：罗继祖关于王国维自沉的描述应该更多来自于罗振玉的自述。罗振玉在《集蓼编》中述及此事云：
乙丑以后，连年值内战，津沽甚危。予与升文忠公、王忠悫公忧之甚，然均无从致力……至丁卯，时局益危，忠悫遂以五月三日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上闻之悼甚，所以饰终者至厚……一旦完大节，在公为无遗憾，而予则草间忍死，仍不得解脱世网，至此万念皆灰……（《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十一集）
罗振玉的表述还是有比较明确的时间意识的，罗继祖以“年来”二字，将“同志数辈”的关系似乎一直延续到丁卯五月。而罗振玉则将“乙丑以后”与“丁卯”做了区分，在丁卯以前是明确的“予与升文忠公、王忠悫公”三人，而言及丁卯，则不再合说三人。但将时局与王国维之自沉直接联系起来，罗振玉与罗继祖还是一致的。罗振玉以“完大节”来定位王国维之死，则殉清之意故昭昭在焉，罗继祖承续此意，只是言说得更为详实而已。
辩诬：身份与学术的双重责任
1918年4月25日，罗振玉致信王国维，提及柯劭忞之幼子方六七岁，“颇似长孙”，罗继祖在此信下按云：“公札中谓‘颇似长孙’，乃以我为比，我小时弱不好弄，公甚喜我规行矩步，听大人话。记得我七岁返上海时，熟人见我说举止甚似三太爷（三太爷乃淮安人对公之习惯语）。公此札竟举我为典型，可见爱我之笃矣。”（《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作为长孙，罗继祖幼时备受罗振玉赏爱。
“这几年来，我所做的工作之一，就是为我祖父辩诬，同时也为王观堂先生辩诬。”（罗继祖《再为观堂辩诬》，《扬州师院学报》1987年第4期）辩诬应该并非罗继祖的初衷，只是对于被尘埃掩盖了很久的事实，他有一种揭示真相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质实而言，罗继祖对王国维之死的看法基本上笼罩在罗振玉之说之中。但除了殉清说之外，罗继祖确实澄清了诸多谬说，其贡献值得充分肯定。
《光明日报》（ 2021年09月20日 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