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为雪堂辩诬，为观堂辩诬——罗继祖与“王国维之死”( 五 )

对于谢国桢说罗振玉“拖着王静安师一齐下水”，罗继祖不能认同。他说：
据我主观认识，罗、王两人在清末这段时间对时局的看法还是很一致的，不是你东我西。从王先生性格可以说，他没有世俗猎取高官的欲望，也没有做革命投机生意的奇想，书生本色只有规行矩步地服从命运，况且回顾家世还有“安化郡王”那一段忠勇殉国的光辉历史，以及他那“我是祝陈乡后辈”的有抱负的诗句，所以跟着泛海东去，并不是受外界力量的“拖”。（《我的祖父罗振玉》，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
其实不遑说清末这段时间，民国年间，王国维与罗振玉对政治形势的判断也是基本一致的，检《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可见其大概。罗继祖对王国维性格的把握是准确的，王国维对政治有态度，但自身基本无欲望，也就是没有用行动介入其中的欲望。张勋复辟时，寓居上海的沈曾植、康有为等纷纷北上，便无一人提议带上王国维，沈曾植更是将北上之事嘱家人勿告之王国维，可见即便在遗老群体中，王国维也是基本被忽略甚至回避的一位。
罗继祖又说：
他前半生，出国留学，学洋文，研究西洋哲学，俨然是个维新开明人士。中间对仕进无意，专去研究文学和戏曲，也不失为一个想在新的学术领域里创新的学者。后半生由于时局剧烈转变，随我家东渡日本，治学方面也舍旧从新，又和溥仪搭上关系，堕落成为顽固遗老，走上反动。短短五十年而变化这么大，令人难于理解。不过这里要说明一下，影响不能没有，迫胁并不存在，因为王先生并不是胸无主宰随人牵着鼻子走的人。（《〈观堂书札〉再跋》）
王国维治学范围大体经历了一个从西方到中国的转变，而其政治思想也有从务新到守旧的变化，这都是可以覆检的事实。不过罗继祖在这里将王国维与溥仪建立关系与成为“顽固遗老”直接挂上钩，似乎也显得有些跳跃。但罗继祖说“王先生并不是胸无主宰随人牵着鼻子走的人”，这是深契王国维个性之言。但这种自成崖略的个性，也可能恰恰成为他“遗而不老”、有思想而乏行动的理据，可能谁也难以撼动王国维以遗老之心而自居于遗老群体边缘的状态了。
即便罗振玉家人，也并非都从殉清角度来解读王国维之死。1954年，罗福颐曾撰《忆观堂先生手札二通》（《江海学刊》1982年第2期），其中即有云：“其实观堂丈之死因，实先罹丧明之痛，后悼乱离之忧。”此文虽然发表于文章撰写后近三十年，但他对王国维死因的分析，与王国维之女王东明的看法相似，尤其是王国维之死与长子王潜明之死的关系，两人的看法彼此呼应。我觉得应该引起充分重视。
“同志数辈”说与逊清朝廷党争
这里再简略说说罗继祖提到的“同志数辈”的内涵，字面上当然是指志同道合的几个人。在王国维与罗振玉交恶的情况下，王国维不在“同志数辈”，大概是不言而喻的。但据实说，王国维原本是在其列的。丁戊年（1937），罗振玉撰《升文忠公〈津门疏稿〉序》言及溥仪在紫禁城时，升允密疏陈奏，“或公起草，或遣予代作，或一人具疏，或联名以闻。当道为之侧目，致以公与予为朋党，公弗顾也”。此处虽然只是言及罗振玉与升允二人，但其实下面接着说：“亡友王忠悫公受知于公，为公门人，其任南斋时二疏并附录卷末，一以志公眷眷君国，一以志当日之声应气求，如公所谓吾道不孤者，俾传之方来，不至泯灭。”（《罗振玉学术论著集》第十集）
王国维与升允声应气求，确乎是事实。罗继祖《永丰乡人行年录》亦记云：
乡人与王静安先后被逊帝召直南书房，王出升吉甫荐，乡人度亦出升荐，曾面质，升坚不肯承。乡人既屡与升联名上书，逊帝师保左右嫉之甚。及逊帝出居日使馆，诸人议论纷纭。升自津扶病趋谒，赞乡人议，群遂指目为朋党，郑孝胥且悻悻南归。即逊帝莅津，租张园为行邸，时园归粤商，乡人与同直清远朱聘三汝珍共经手，某某乃藉端媒蘖，计得售，逊帝渐疏乡人。顾问之授，外示尊崇，实远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