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为雪堂辩诬，为观堂辩诬——罗继祖与“王国维之死”( 三 )

作为王国维弟子，戴家祥的无疑代表了一个重要群体的态度。
王国维殉清说的坚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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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继祖著《王国维之死》
罗继祖一直坚定地持王国维之死乃殉清之说。《行年录》于丁卯年记云：
年来南势北渐，乡人与同志数辈日忧行朝，以为危于釜鱼幕燕，宜为未雨绸缪之计。顾行朝上下沓泄，人言弗恤，居恒怏怏。五月三日，静安忧愤自沉颐和园昆明湖……乡人年来与静安虽疏阔，而效忠故主之念，固信誓无贰也。“再辱”云云，自本“君辱臣死”之义。静安无遗折，殆不欲为身后乞恩计，乡人乃为代作，窃比古人尸谏，冀幸一悟……（按：遗折上，曾引起溥仪怀疑。在《我的前半生》说遗折是罗伪撰，字写得很工整，不是王国维手笔。此事始末，他人未必知，王门弟子则不容不知。）
这节文字包涵很多信息，而这些信息的汇合点则在逊清尸谏之说。先说遗折，罗继祖直言乃是罗振玉代王国维而作，“王门弟子则不容不知”下语很重，其所透露出来的信息，罗振玉事先应该与王门弟子有过沟通，至少王门弟子当时是默认和支持了罗振玉这一行为的，因为彼此最直接的动机就是为王国维求得死后之哀荣。罗继祖提及1927年之时，他人或无感于时事变化，甚至对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感到“兴高采烈”，而罗振玉及其同僚在国民革命军北伐不断的行进中，对溥仪安危的担忧，却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既然可以不顾逊清朝廷与民国政府当初签订的协议，将溥仪赶出紫禁城，则在国民革命的大潮中，对蜗居天津张园、形同“釜鱼幕燕”的溥仪，做出进一步的行为也是完全可以想见的。作为曾经的“旧臣”，自然与一般民众的关切重点不一样。罗继祖述说其祖父及一帮旧臣的忧虑，应该切合事实。但王国维的“忧愤自沉”是否也在这“同志数辈”中，却也是一个疑问。至少与王国维已经交恶的罗振玉不会在这个时候与王国维来协商行朝未来之事了。则罗继祖在这里顺着文势说到王国维的忧愤自沉，其中的关联处，交待得还是不够充分的。后来罗继祖对此说得更为详细一些。他说：
根据王先生十六字的遗嘱，再结合王先生一生言行来看，我们说王先生之死是殉清，是尸谏，推而至于陈先生赞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梁先生从各方面的分析，王先生地下有知应叹为知言……王先生之死有远因，有近因，远因应追溯到幼年在家庭里所受的封建教育和中年所研究的西洋哲学；近因呢？我认为，叶德辉之被枪毙不能说没有关系，起码使王先生在心灵上增加恐怖……梁虽是带有政治色彩的人，但不是革命对象，到必要时还要避一避时局风头，因而使王先生感到天津张园溥仪身边太危险了，同时也感到自身，甲子侥幸不死，这一次万难幸免了，所以决然自杀。（《〈观堂书札〉再跋》）
罗继祖联合陈寅恪、梁启超之说来集成殉清尸谏说，这里的逻辑关系尚需进一步论证，但罗继祖的倾向性是非常明晰的。关于王国维之死的远因、近因说的分析维度，应该也大致符合一个自杀之人的常态。与《行年录》稍有不同的是：《行年录》主要从溥仪可能身陷危境而自己上言不能达，以此“忧愤自沉”；而此处所忧则不仅有溥仪，也有自己。至于说甲子“侥幸”不死云云，则还是为了合理解释“一辱”与“再辱”的关系。其实客观的情形是：甲子之变，不遑说溥仪，王国维同样也无性命之忧；北伐即至，王国维同样是安全的，甲子之变时，王国维尚身在南书房行走任上，而此时他从“组织关系”上已经与逊清朝廷无关。在这种情况下，能否“幸免”于难，其实是无需考虑的问题了。深感罗继祖此处“侥幸”二字或有失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