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为雪堂辩诬，为观堂辩诬——罗继祖与“王国维之死”( 四 )

王国维当然是关心溥仪的安危的，但以一个逊清朝廷局外人的身份，这种关心是否到了需要自沉以明志的地步，还是有疑问的。所谓“君辱臣死”，一般的前提是君已受辱，方才谈得上臣以赴死，岂有君尚未受辱，而先行赴死的？以当时王国维与溥仪行朝相当松散的关系，是否要走到这一步，实在是有疑问的。
要说明王国维之死是殉清，必须以王国维是忠心耿耿的遗老为前提，若“遗老”尚且不纯、不愿或不彻底，“殉清”未免就成无根之谈了。罗振玉一心以复辟清王朝为念，此已成共识，罗继祖也持此看法。但王国维是不是与罗振玉一样心甘情愿做遗老呢？学界的看法颇有差异。罗振玉、金梁、杨钟羲等遗老自然众口一词以王国维为忠诚的遗老，而遗老群体之外的人看法就不一定了。顾颉刚在《悼王静安先生》一文中就认为，王国维“他做遗老明白是他的环境逼迫成功的”，若非因得到罗振玉的种种帮助，王国维“何必因靠罗氏之故而成为遗老”，所以“大家只觉得他是一个清室的忠臣而已，这岂不是一个大冤枉”。（《顾颉刚全集·宝树园文存》）郭沫若在《鲁迅与王国维》一文中即认为：因为结识罗振玉，王国维的周边形成了以遗老为主体的群体。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厚于情谊的王国维不能自拔，便逐渐逐渐地被强迫成为了一位‘遗臣’。我想他自己不一定是心甘情愿的”（《郭沫若全集》第二十卷）。1980年4月，谢国桢为《永丰乡人行年录》撰序云：“余以为雪堂老人于清末成为保皇派，犹且拖着王静安师一齐下水，误己误人，自贻伊戚。”顾颉刚、郭沫若与谢国桢都认为王国维是“被”罗振玉遗老的，“被”遗老与一心要做遗老显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罗继祖则承罗振玉之说，认为他们都是典型的清朝遗老。1978年10月22日，罗继祖撰《跋〈观堂书札〉》认为：“祖父和王先生效忠清朝的信念，至死不渝，这一点是共同的，并不为家庭嫌隙有所动摇。”他更认为王国维成为遗老乃是其自觉的行为，并非受罗振玉引导或逼迫。他说：
有人说观堂随祖父避地日本，才使观堂走上遗老道路，这也是形式逻辑的看法，倘使当日观堂从心里不愿追随，也不会违心曲从……我认为观堂甘心作遗老决定于去日本之前，从观堂所作《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和他自称得意之作的壬子三诗完全可以看出。（《对王观堂的器重——〈家乘点滴〉之六》）
如果把王国维与遗老的关系分几个阶段的话：辛亥之后至寓居京都期间是第一阶段；从日本回到上海寓居时期为第二阶段；从北上出任南书房行走至去世为第三阶段。第一阶段是清亡初期，王国维在京都以若干文学作品表达了“故国之思”；第二阶段王国维从京都回到上海，与沈曾植、朱祖谋、郑孝胥等遗老过从较多；第三阶段入直南书房，则与逊清朝廷以及溥仪发生了直接的关系，并亲身经历了甲子之变。罗继祖认为王国维在去日本之前已然有遗老之心，实际上直接否定了由罗振玉影响而成为遗老的可能。罗继祖提出的依据是其《送日本狩野博士游欧洲》一诗以及稍后编定的《壬子三诗》。但此《壬子三诗》正是去日本之后创作的，尚不能证明王国维在去日本之前即有遗老之心。在《壬子三诗》中，《颐和园词》以慈禧一生为中心写爱新觉罗一氏末路，《蜀道难》哀悼端方，确实对清王朝的终结寄寓了深深的哀思。狩野博士虽然任教京都大学，但因为初到京都，故在送行狩野游历欧洲时，也弥漫了一种浓重的故国之思，其中若“谈深相与话兴衰，回首神州剧可哀。汉土由来贵忠节，至今文谢安在哉”云云，也确乎蕴含着一定的遗民之思，而在铃木虎雄索阅此诗时，王国维呈上诗并致函，特别提到诗歌中对日本社会政治制度也有忧虑，他说：“窃念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国维以亡国之民为此言乎。”（王国维1912年10月7日致铃木虎雄信，见《王国维书信日记》）他直接以“亡国之民”自称。但这种遗民之思究竟是出自本心，还是来自罗振玉的影响，若无十分明确的证据，也确实不能简单就下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