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刘先银悟《文心雕龙》生也有涯，无涯惟智。逐物实难，凭性良易( 十 ) 八卦|人生|周公|古代|武庚|全诗

参合上述，陈寅恪所主张的治学方法，实为宋贤治史的长编考异之法，此法也就是陈寅恪研治两汉以下历代国史的基本办法。根据研治对象和运用范围的差异，这一基本取径方法有所变化。杨树达用以诂经，所获得到陈寅恪的赞许，尽管陈本人鉴于上古材料不足，声称不治两汉以上经史，心目中的良法依然在此。了解同情的前提，假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能够古今中外，心心相印。而长编考异的依据，在于历史不可重复，只会演化，所以史学于比较中着重见异，而非求同。这也就是治史不宜归纳，必须贯通的理据。
长编考异于比较异同中寻绎历史因时空改变而发生的衍化，以及无限延伸的事实联系，以求达到贯通的境界。与之形似实异的合本子注，不仅研治佛经内典的文本行之有效，而且适用于各种文献的文本比较。如此，即便陈寅恪的治史方法可以概括为辩证，其基础还是述证。没有坚实的述证，前后左右，无限贯通，辩证难免流于臆测甚至瞎猜。所以“以小见大”的高明见识背后，还是“聚小为大”的深厚功力。此法于解读陈寅恪本人的文字，同样相当有效。
除“合本”外，还有“格义” ，合本、格义形似而实异。从比较研究的角度，陈寅恪曾对“格义”大加挞伐，其《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不仅从比较语言学的角度痛批《马氏文通》，指为“何其不通如是” ，还对附会中外学说的格义式比较提出批评。不过，陈寅恪并非根本否定格义的积极意义，甚至对北宋以后援儒入释格义之流的理学评价极高。陈寅恪称许韩愈，主旨就是想说明“退之自述其道统传授渊源固由孟子卒章所启发，亦从新禅宗所自称者摹袭得来也” 。
韩愈之后，宋代新儒家接续其事业，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所以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所以陈寅恪对韩愈、朱熹等唐宋大儒推崇备至。相比之下，取西洋哲学观念解释中国古代思想，往往导致格义附会，非但无助于理解领悟古人思想，反而陷入愈有条理系统，去事实真相愈远的尴尬，或是流于西洋哲学的附庸。而善用格义之学，借鉴西洋哲学观念，重新理解吸收古人思想，形成今日所需的哲学，而不是编织“哲学”进入中国之前的“中国哲学史” ，求珠还椟，面向未来，或可继宋代之后，进一步丰富提升中华民族形而上的抽象思维，再创思想的新高。犹如经学之于上古，固然须疑古辨伪，以求渊源流变，但不能因此否定经学对于理解两汉以下中国社会的重要作用，三纲六纪，仍是中国文化的关键。而现代“中国哲学”能否如宋儒的“理学” ，各领风骚数百年，则是对今日有志于“哲学”的学人天赋与努力的极好检验。
陈寅恪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下册所写的两篇审查报告，在相对于整理国故和古史辨等学界时趋的偏蔽有条件地肯定冯著的同时，表达了其关于上古和宋代历史文化以及哲学研究的不同看法，并略及方法。与其他记述相参照，可见“了解之同情”并非陈寅恪本人治史方法的表述。其研治经史，首重长编考异；内典文献，则取形似而实不同的合本子注。至于古史、宋代研究和哲学创造，能否达到其所期许的高度，还有待于来者。
【人生|刘先银悟《文心雕龙》生也有涯，无涯惟智。逐物实难，凭性良易】刘先银悟《诗经》-《国风齐风著》乎而
【导语】《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审美心理。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录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诗歌311篇(也说305篇) ，先秦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全书共39224个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