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刘先银悟《文心雕龙》生也有涯，无涯惟智。逐物实难，凭性良易( 六 ) 八卦|人生|周公|古代|武庚|全诗

今人据此多以为陈寅恪本人的治史态度和方法，亦为了解之同情。此说并非全无道理。严耕望认为：“论者每谓，陈寅恪先生考证史事， ‘能以小见大’ 。 ……此种方法似乎较为省力，但要有天分与极深学力，不是一般人都能运用，而且容易出毛病。 ”主张用人人都可以做到的“聚小为大”之法，即“聚集许多似乎不相干的琐碎材料、琐小事例，加以整理、组织，使其系统化，讲出一个大问题，大结论” 。在谈及考证学的述证与辩证两类别、两层次时，严耕望又进一步详述：
述证的论著只要历举具体史料，加以贯串，使史事真相适当的显露出来。此法最重史料搜集之详赡，与史料比次之缜密，再加以精心组织，能于纷繁中见条理，得出前所未知的新结论。辩证的论著，重在运用史料，作曲折委蛇的辨析，以达成自己所透视所理解的新结论。此种论文较深刻，亦较难写。考证方法虽有此两类别、两层次，但名家论著通常皆兼备此两方面，惟亦各有所侧重。寅恪先生的历史考证侧重后者，往往分析入微，证成新解，故其文胜处往往光辉灿然，令人叹不可及。但亦往往不免有过分强调别解之病，学者只当取其意境，不可一意追摩仿学；浅学之士若一意追摩，更可能有走火入魔的危险。援庵先生长于前者，故最重视史料搜集，至以‘竭泽而渔’相比况。故往往能得世所罕见，无人用过的史料，做出辉煌的成绩……前辈学人成绩之无懈可击，未有逾于先生者。其重要论著，不但都能给读者增加若干崭新的历史知识，而且亦易于追摩仿学。
如此归纳分别，的确可以在陈寅恪的著述中找到证据。如在冯著上册审查报告的末尾，陈寅恪将了解之同情“更推论及于文艺批评” ，所举例“如纪晓岚之批评古人诗集，辄加涂抹，诋为不通。初怪其何以狂妄至是，后读清高宗御制诗集，颇疑其有所为而发。此事固难证明，或亦间接与时代性有关，斯又利用材料之别一例也” 。由此可见其“曲折委蛇的辨析”往往出人意料、甚至匪夷所思之一斑。
可是，陈寅恪在讲述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的意思之后，紧接着说了以下一段话：
但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傅会之恶习。因今日所得见之古代材料，或散佚而仅存，或晦涩而难解，非经过解释及排比之程序，绝无哲学史之可言。然若加以联贯综合之搜集及统系条理之整理，则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薰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由此之故，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
这一层意思，学人虽然间有引述，一般却不是与前文相联系，而是彼此割裂，变成毫不相干、截然相反的两种观念，从而失去本意的全貌。前后连贯来看，陈寅恪的意思其实相当清楚，就是认为了解之同情“最易流于穿凿傅会之恶习” ，因而不仅不主张使用，甚至认为一般不可用。否则非但不能理解古人，反而可能南辕北辙，愈有条理统系，去古人学说真相愈远。
陈寅恪的这一态度，与其对于不同历史时段史料遗存的多寡之于史学的关系，以及清代民国学术状况的看法密切相关。在此前后，陈寅恪有一系列相关言论文字，可以相互佐证。 1930年代，他告诉听课的学生：“研上古史，证据少，只要能猜出可能，实甚容易。因正面证据少，反证亦少。近代史不难在搜辑材料，事之确定者多，但难在得其全。中古史之难，在材料之多不足以确证，但有时足以反证，往往不能确断。 ”1940年代仍然坚持道：“上古去今太远，无文字记载，有之亦仅三言两语，语焉不详，无从印证。加之地下考古发掘不多，遽难据以定案。画人画鬼，见仁见智，曰朱曰墨，言人人殊，证据不足，孰能定之？中古以降则反是，文献足征，地面地下实物见证时有发见，足资考订，易于著笔，不难有所发明前进。至于近现代史，文献档册，汗牛充栋，虽皓首穷经，迄无终了之一日，加以地下地面历史遗物，日有新发现，史料过于繁多，几无所措手足。 ”所以王钟翰认为：“是知先生治史以治中古史为易于见功力之微旨，非以上古与近现代史为不可专攻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