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刘先银悟《文心雕龙》生也有涯，无涯惟智。逐物实难，凭性良易( 八 ) 八卦|人生|周公|古代|武庚|全诗

其二，古史辨的偏蔽。对于当时已成显学的古史辨，据说陈寅恪在弟子面前一度有积极的评议，可是语境不详，真意未必如弟子所领会。而从明文可据的审查报告看，陈寅恪其实相当不以为然，他说：
以中国今日之考据学，已足辨别古书之真伪。然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径认为其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中国古代史之材料，如儒家及诸子等经典，皆非一时代一作者之产物。昔人笼统认为一人一时之作，其误固不俟论。今人能知其非一人一时之所作，而不知以纵贯之眼光，视为一种学术之丛书，或一宗传灯之语录，而龂龂致辩于其横切方面。此亦缺乏史学之通识所致。而冯君之书，独能于此别具特识，利用材料，此亦应为表彰者也。
以此为准，古史辨的态度做法，缺乏史学通识，只能横切，不知纵贯。尤其是但求所记上古史事的真伪，而忽略不同时期记述变化的时代相关性及其对于后世的影响，同样是历史演进的重要内容；似乎人人有意作伪，实则因为利害关系等等不同，当事各人的记录亦有所分别，传衍变化，自然各异，不宜看朱成碧，甚至指鹿为马。相比之下，冯著能够分别利用，毕竟技高一筹。
时至今日，陈寅恪对整理国故和古史辨的批评，不仅没有失去时效，反而更加切中时弊，捧读之下，令人感慨万千。不过，以如此谨慎保留的评议，对于冯友兰的著作固然还可以说是褒奖，但要视为陈寅恪本人治学方法的表述，恐怕就不止是勉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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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贤治史之法
声言不敢治经和不能读先秦之书的陈寅恪，虽然一生从未写过上古经史的相关论著，无法直接展现其取径和方法，但在为友人所写序跋中，还是表达了相当明确的意见，从中可以揣摩领悟其对于研治上古经史的理念。
1939年，陈寅恪为刘文典《庄子补正》作序，内称：先生之作，可谓天下之至慎矣。其著书之例，虽能确证其有所脱，然无书本可依者，则不之补。虽能确证其有所误，然不详其所以致误之由者，亦不之正。故先生于庄子一书，所持胜义犹多蕴而未出，此书殊不足以尽之也。或问曰，先生此书，谨严若是，将无矫枉过正乎？寅恪应之曰，先生之为是，非得已也。今日治先秦子史之学，著书名世者甚众。偶闻人言，其间颇有改订旧文，多任己意，而与先生之所为大异者。寅恪平生不能读先秦之书，二者之是非，初亦未敢遽判。继而思之，尝亦能读金圣叹之书矣。其注水浒传，凡所删易，辄曰， “古本作某，今依古本改正。 ”夫彼之所谓古本者，非神州历世共传之古本，而苏州金人瑞胸中独具之古本也。由是言之，今日治先秦子史之学，与先生所为大异者，乃以明清放浪之才人，而谈商周邃古之朴学。其所著书，几何不为金圣叹胸中独具之古本，转欲以之留赠后人，焉得不为古人痛哭耶？然则先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之所必读而已哉？
受宋以来疑古辨伪之风的影响，清代学人校勘经子史书，好擅改字，流风所被，至今遗毒不绝。今人校勘近代文献，也往往好以己意改字。殊不知今人以为不通者，本来恰好可通。而所校改以符合今意后，反而有碍于当时的原意。刘文典《庄子补正》一书价值究竟如何，学界尚有不同看法。陈寅恪所写序言虽然仅仅谈及文本的校勘，实则于如何理解古人著述的本意，以及如何防止用后来己意妄加揣度各节，至关重要。若“以明清放浪之才人，而谈商周邃古之朴学”的态度，势必图画鬼物，纵有著述，不过野狐禅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