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刘先银悟《文心雕龙》生也有涯，无涯惟智。逐物实难，凭性良易( 九 ) 八卦|人生|周公|古代|武庚|全诗

与陈寅恪沟通较深的傅斯年撰写《性命古训辨证》，讲性、命二字的古训，用法国、德国学者常用的“以语言学观念解释一个思想史的问题”的方法，探究理解古人思想之道，并借鉴清人“求其古以求其是”之说。如何“求其古” ，显然神游冥想以表同情并非良法，要理解古人的微言大义，别有佳径。在陈寅恪看来，堪称典范者当属杨树达。治学必须有所凭借， “自昔长于金石之学者，必为深研经史之人，非通经无以释金文，非治史无以证石刻。群经诸史，乃古史资料多数之所汇集，金文石刻则其少数脱离之片段，未有不了解多数汇集之资料，而能考释少数脱离之片段不误者。先生平日熟读三代两汉之书，融会贯通，打成一片。故其解释古代佶屈聱牙晦涩艰深之词句，无不文从字顺，犁然有当于人心” 。尤其是1948年杨树达作《论语疏证》，为陈寅恪所推许，并代为总结其方法：先生治经之法，殆与宋贤治史之法冥会，而与天竺诂经之法，形似而实不同也。夫圣人之言，必有为而发，若不取事实以证之，则成无的之矢矣。圣言简奥，若不采意旨相同之语以参之，则为不解之谜矣。既广搜群籍，以参证圣言，其言之矛盾疑滞者，若不考订解释，折衷一是，则圣人之言行，终不可明矣。今先生汇集古籍中事实语言之于论语有关者，并间下己意，考订是非，解释疑滞，此司马君实李仁甫长编考异之法，乃自来诂释论语者所未有，诚可为治经者辟一新途径，树一新楷模也。天竺佛藏，其论藏别为一类外，如譬喻之经，诸宗之律，虽广引圣凡行事，以证释佛说，然其文大抵为神话物语，与此土诂经之法大异。 ……南北朝佛教大行于中国，士大夫治学之法，亦有受其薰习者。寅恪尝谓裴松之三国志注，刘孝标世说新书注，郦道元水经注，杨衒之洛阳伽蓝记等，颇似当日佛典中之合本子注。然此诸书皆属乙部，至经部之著作，其体例则未见有受释氏之影响者。惟皇侃论语义疏引论释以解公冶长章，殊类天竺譬喻经之体。殆六朝儒学之士，渐染于佛教者至深，亦尝袭用其法，以诂孔氏之书耶？但此为旧注中所仅见，可知古人不取此法以诂经也。盖孔子说世间法，故儒家经典，必用史学考据，即实事求是之法治之。彼佛教譬喻诸经之体例，则形虽似，而实不同，固不能取其法，以释儒家经典也。
取事实证言论，搜群籍相参证，继以考订解释，可以明圣人之言行。此即宋代司马光等人的长编考异之法。陈寅恪和傅斯年均认为，中国史学发达最早，且程度极高，而中国史学莫盛于宋，元明清治史者之学识均不逮宋。希望复兴宋代学术，建立新宋学，使华夏民族文化再度枝叶扶疏，亭亭如车盖，庇荫学人。
为此，早在1920年代末，两人就曾议论专做宋史研究之事，可是一度协商，却无下文。后来陈寅恪谈及研治宋史之难，慨叹《宋史》于诸正史中，卷帙最为繁多。数百年来，很少有人真能熟读，更加谈不到探索根据，比较同异，藉为改创之资。除了材料繁复一点外，若以秦以后思想演变的大事因缘为纲领脉络，研治宋史之难，材料的繁复芜杂应当还在其次，根本问题是要以宋代为中国历史的大关节，而不能仅以为数十朝兴衰存亡之一代。用断代史的眼光办法研治宋史，不可能达到应有的高度。
陈寅恪反复指出的宋贤治史与天竺诂经之法的分别及联系，所谓形似而实不同，主要是指佛藏与儒经分别面向出世与世间，因而合本子注与长编考异，一重神话物语，一重人间事实。若就形式和方法而言，二者可谓异曲同工。依据陈寅恪《陈述辽史补注序》所论，长编考异或许受合本子注的影响，至少精神与之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