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刘先银悟《文心雕龙》生也有涯，无涯惟智。逐物实难，凭性良易( 七 ) 八卦|人生|周公|古代|武庚|全诗

后来陈寅恪的研究时段下移到明清之际，虽然格于身世，没有继续下探，但也就家世相关，对晚清史料史事多有解读。其著述凸显中古重制度、晚近重人事的分别，且为将中古研究的成功经验移治晚近历史开辟途径。而在上古部分，前引吴宓日记可见陈寅恪对于先秦典籍史事确有深入认识，却从未发表直接的学术文字。不仅如此， 1935年，他在为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所作序言中，还公开声言：“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史。 ”
陈寅恪的如此说法，除有心与清儒立异之外，不满于清代以来的学术风尚当为要因。他针对“有清一代经学号称极盛，而史学则远不逮宋人”的情形评议道：
独清代之经学与史学，俱为考据之学，故治其学者，亦并号为朴学之徒。所差异者，史学之材料大都完整而较备具，其解释亦有所限制，非可人执一说，无从判决其当否也。经学则不然，其材料往往残阙而又寡少，其解释尤不确定，以谨愿之人，而治经学，则但能依据文句各别解释，而不能综合贯通，成一有系统之论述。以夸诞之人，而治经学，则不甘以片段之论述为满足。因其材料残阙寡少及解释无定之故，转可利用一二细微疑似之单证，以附会其广泛难征之结论。其论既出之后，固不能犁然有当于人心，而人亦不易标举反证以相诘难。譬诸图画鬼物，苟形态略具，则能事已毕，其真状之果肖似与否，画者与观者两皆不知也。往昔经学盛时，为其学者，可不读唐以后书，以求速效。声誉既易致，而利禄亦随之，于是一世才智之士，能为考据之学者，群舍史学而趋于经学之一途。其谨愿者，既止于解释文句，而不能讨论问题。其夸诞者，又流于奇诡悠谬，而不可究诘。 ……今日吾国治学之士，竞言古史，察其持论，间有类乎清季夸诞经学家之所为者。
诚如章太炎所说，上古历史“世次疏阔，年月较略，或不可以质言” ，而学者“好其多异说者，而恶其少异说者，是所谓好画鬼魅，恶图犬马也” 。研治古文字、古史和考古等，文学想象力丰富与逻辑推理能力强者易于建功，即因为材料缺漏太多，非充分想象和推理，难以寻出史事的联系脉络。可是合理联想与夸诞附会的分界，不过一线之间，要拿捏把握得当，相当困难。所谓不观先秦典籍，实际是不愿为但凭猜测揣度、难以确证的学问，以免图画鬼物。照此看来，即使神游冥想之下，于古人持论的苦心孤诣真能具某种了解同情，也只不过是猜出可能，见仁见智。这岂是欲将史学做到像生物学、地质学那样精确的陈寅恪治学追求的理想境界？
细读陈寅恪的冯著上册审查报告，可见其只是在两方面相对于学界的时趋而给予有条件的肯定，所针对的问题为：其一，整理国故的乱象。陈寅恪明指“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的表现，首当其冲的就是：“此弊至今日之谈墨学而极矣。今日之墨学者，任何古书古字，绝无依据，亦可随其一时偶然兴会，而为之改移，几若善博者能呼卢成卢，喝雉成雉之比。此近日中国号称整理国故之普通状况，诚可为长叹息者也。今欲求一中国古代哲学史，能矫附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者，则冯君此作庶几近之。 ”虽然清以来由经入子已成趋势，但诸子研究至孙诒让，文本语义大体完成。近代诸子学大盛，破除经学独尊地位之外，主要由于容易附会各种西洋学说，可以反复解释。整理国故主张以西洋系统条理中国材料，看似有条理，其实甚危险，更加一发而不可收拾。有感于此，陈寅恪认为与整理国故呼卢喝雉的劣习恶风相比，冯友兰的了解同情确有可取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