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刘先银悟《文心雕龙》生也有涯，无涯惟智。逐物实难，凭性良易( 四 ) 八卦|人生|周公|古代|武庚|全诗

陈寅恪陈述所见的这一大段话，虽然自谦新瓶装旧酒，其实是在相辅相成的两大问题上表明态度观念，不仅与冯著立异，尤其与时流有别，相当关键。相对于冯著，可谓批评商榷，相对于时流，可谓纲领宣言。这两大问题，一是中国自秦以来思想演变历程的大事因缘，二是对待外来学说的立场态度。
陈寅恪认为中国秦以来思想演变历程的大事因缘，即为新儒学的产生及其传衍。这一被胡适指为正统观的意见，体现着陈寅恪对中国历史文化全面而深刻的观察，尤其是以宋代为中心的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高峰期，究竟应该如何探究、理解和呈现。要想体察陈寅恪审查报告的本意，除完整细读报告文本之外，还须与其他记述多方参证比勘，了解其何以要如此说，以免看似直入文本，实则但凭己意，妄加揣度。
其实，陈寅恪关于中国思想文化的这一套观念，由来已久。早在留美期间，他就曾对吴宓详细阐述。所论对于理解冯著下册审查报告的意思，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陈寅恪对宋代的思想学术文艺，情有独钟，估价极高，并对“新宋学”抱有殷切期待。但其一生治学，上自魏晋，下迄明清，唯独宋代几乎没有直接下手。今日治宋史，多以分科训练、断代眼光，将宋代仅仅视为历朝历代之一部分，进而局限于分门别类的专题研究，如果背后全然没有“讲宋学”的关怀和境界，则所治宋史，充其量不过廿四史之一节，很难显示宋代作为中国思想文化的高峰地位及其内涵，对于宋代的社会政治等等方面的理解把握，也就难以得其所哉。而要达到陈寅恪心中的“新宋学”那样的高度，必须超越近代以来分科断代的局限，尤其是分门别类的专题研究的狭隘，沟通古今中外的所有相关知识系统,将秦以后思想演变的大事因缘条理贯通，这对学人的智慧功力无疑是巨大考验。
历史研究，无疑都是后人看前事，用后来观念观照解释历史上的文本史事，无可奈何，难以避免。但要防止先入为主的成见，尽量约束主观，以免强古人以就我。如何把握1931年清华大学成立20周年纪念时陈寅恪所提出的准则—“具有统系与不涉傅会” ，至关重要，难度极高。这不仅因为后人所处时代、环境及其所得知识，与历史人物迥异，而且由于这些知识经过历来学人的不断变换强化，很难分清后来认识与历史本事的分界究竟何在。近代以来，中西新旧，乾坤颠倒，体用关系，用夷变夏，已成大势所趋。陈寅恪称冯著下册“于朱子之学，多所发明” ，而这些发明，实际上是“取西洋哲学观念，以阐明紫阳之学” 。虽然陈寅恪称许“宜其成系统而多新解” ，实则对于用域外系统条理本国材料，一直有所保留。
1933年4月，浦江清曾对朱自清谈及：“今日治中国学问皆用外国模型，此事无所谓优劣，惟如讲中国文学史，必须用中国间架，不然则古人苦心俱抹杀矣。即如比兴一端，无论合乎真实与否，其影响实大，许多诗人之作，皆着眼政治，此以西方间架论之，即当抹杀矣。 ”这多少反映了陈寅恪的看法。只是无所谓优劣，其实还是有所分别。陈寅恪曾批评新派的文化史“失之诬” ，因为“新派是留学生，所谓‘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者。新派书有解释，看上去似很有条理，然甚危险” 。
即使不得已而借鉴域外间架，也有相对而言适当与否的分别。 1937年，陈寅恪与吴宓谈及：“熊十力之新唯识派，乃以Bergson（亨利·柏格森）之创化论解佛学。欧阳竟无先生之唯识学，则以印度之烦琐哲学解佛学，如欧洲中世耶教之有Scholasticism（经院哲学），似觉劳而少功，然比之熊君所说尤为正途确解也。 ”陈寅恪痛批《马氏文通》用印欧语系的文法施诸汉藏语系的中国语文，而主张用同系语文比较研究得一定的通则规律，道理亦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