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刘先银悟《文心雕龙》生也有涯，无涯惟智。逐物实难，凭性良易( 五 ) 八卦|人生|周公|古代|武庚|全诗

相比之下，冯友兰恐怕还不是用朱熹的态度办法，虽然他或许有此心；距离陈寅恪所主张的比较研究也相当遥远，而不免格义附会。 1928年张荫麟指近今治中国思想史的通病，就是以现代自觉的统系比附古代断片的思想。这的确点到用后来域外观念系统解释中国古代固有思想学说事物的要害，而与陈寅恪所说大抵相通。所以陈在论述新儒家之产生及其传衍后，着重强调：
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
在陈寅恪所处的时代，这样的主张显然不合时流。时至今日，在与国际接轨对话等等时髦导向下，用外国模型治中国学问，愈演愈烈，几乎成为天经地义，理所当然。似乎不如此则不入流，实际则演变成以负贩为创新、甚至不过搬弄连自己也不明所以的名词概念的恶习。尽管如此削足适履，太阿倒持，挟洋自重，若以熟悉域外中国研究状况的余英时教授所说， “20世纪以来，中国学人有关中国学术的著作，最有价值的都是最少以西方观念作比附的”此一说法为准则尺度，检验包括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在内的一切中国人有关中国学术的著作，能够经受检验的恐怕为数不多。
此外， 1926年，本来对学哲学抱有很大兴趣的傅斯年，向昔日的老师、打算重写一部《中国古代哲学史》的胡适直言不讳地表达不同意见，声称自己将来可能写“中国古代思想集叙” 。在他看来，中国历代分别有方术、玄学、佛学、理学的历史，没有一以贯之的哲学史，各史均须还原到当时的历史联系之中，而不能抽离某些元素加入其他时期的同类史。
傅斯年针对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弊病而发的议论，与陈寅恪后来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的批评立意相近。傅斯年早年并不反对哲学，而且留学欧洲的目的之一，便是学习哲学，其间幡然醒悟，坚决排斥用哲学观念观察描述中国思想的历史，很可能受到陈寅恪的影响。只是鉴于可以像朱熹那样取珠还椟，陈寅恪没有绝对反对使用哲学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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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之同情
对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下册，陈寅恪审查报告褒贬的倾向比较明显。相比之下，上册审查报告的意思有些难以捉摸。十年前本人所写《陈寅恪与中国近代史研究》，虽然正文肯定上册褒意明显，注释里还是点出“于字里行间也有所不满” 。只是这样的不以为然之意，周折隐晦，不易察觉。
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说：
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