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须凭史料说话：关于黄宾虹研究的几个问题 |王中秀|高剑父|国画|潘达微

艺术史学者王中秀（1940-2018)是黄宾虹研究的专家，大概高剑父与黄宾虹善，且是“艺术革命”的重要人物，故王中秀先生在研究中多有涉及。
洪再新在《梦蝶集》的序中曾赞王中秀对高剑父“做了精辟的解读，由此影响到广东的画坛研究” ， “像侦探小说一样，引人入胜，不愧为近代画史考据的典范” 。洪再新也顺其王中秀的路子，围绕高剑父做了许多研究，本文作者读之却生出许多疑窦，并认为， “学术研究须凭史料说话，疯狂的猜测、混乱的逻辑推理、诡谲的遣词琢句，将把学术研究引向歧途，是极需警惕和引以为戒的。 ”
方黄之争是“易地之战”？
黄宾虹是广东国画会会员， 1920年代，国画会与折衷派进行过一场论争，史称“方黄之争” 。对此王中秀自然是关注的。在《黄宾虹十事考·〈真相画报〉之缘》（下简称《〈真相画报〉之缘》）中写道：
1925年易孺（大厂）出版的《华南新业特刊》上，黄宾虹发表了《中国画学谈——时习趋向之近因》（下称《画学谈》），“不知这篇文章是不是导致广东新旧画派论战的导火线，反正此际广州《七十二行商报》转载了它，翌年又收录在广东国画研究会特刊中。易大厂似乎是这件事的中介。《华南新业特刊》上刊有潘达微（冷残道人）的一画，题曰‘大厂居士有华南审美之刊，图此为寿。乙丑六月，冷残道人拟倪高士’ 。潘达微是广东国画研究会会长， 1926年大论战就发生在以高剑父、潘达微为首的黄氏友人之间。这场新与旧的较量前后进行了两年，历时之久，论辩之烈，据说是空前的。似乎本应该发生在黄、高之间的论战倒没有出现，而广州的这场辩论倒像是黄、高的易地之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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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宾虹发表的《中国画学谈——时习趋向之近因》
“不知”—“是不是” ， “似乎”—“倒像”的遣词组合，这说明他的立论是纯粹基于猜测的。
为什么要如此这般猜测？因为他对黄宾虹在异地朋友圈的人和事无法像研究黄宾虹那样在上海图书馆、浙江省博物馆“动手动脚找资料” ，失去了“板凳一坐十年冷”的优势，只能依靠四面八方的友人提供碎片化的资料，而他对外地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及人际关系完全不熟悉，无法进行辨析其是与非，只能凭借主观臆测， “利用年谱的结构抒写一己之观点” 。（王中秀2004年4月19日致笔者）
凭借想象，他认定黄宾虹因与高剑父“艺术取向的迥异”而写了《画学谈》。但高剑父二十年代有什么著述？没有。
最能代表他们艺术取向的就是1908年在上海《时报》的《东洋近信》，宣示他们要“采集中、东、西三国所长合成一派” 。不过此际黄宾虹尚未到上海。 1912年冬高奇峰在《真相画报》打出了“折衷派”的旗号，但没有波澜，没有一丝反响，更没有如舒士俊所指出的“像现在有些北边人士那么不屑” 。（《岭南画派刍议》，《岭南画派研究》，上海书画社。）须知在二十世纪之初中国画正处凋敝之秋，为挽救画学颓势，画家们在中国画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上下求索，各种思潮、探索都在进行之中。各有各的艺术取向，就算为文亮出观点，谁也不惹谁。为什么王中秀会有此猜想？我想主要是他对上海美术界的情况也缺乏应有的把控。《画学谈》原意为何而作？所指何人何事？宾老没交待，王中秀也没考证。大概因为文中提及“折衷” ，便认定是针对高剑父的。又因为该文在《华南新业特刊》上首发，同时又刊登了“广东国画研究会会长”潘达微给易大厂贺《特刊》之寿的画，于是又认定易大厂是“这件事的中介” 。但细想之，大厂与高剑父有恩怨么？没有！1936年高剑父到上海举行展览，简又文在他的斑园举行雅集，雅集时易大厂有《简公又文斑园驩会画师高剑父即席次秦淮海徐得之闲轩韵》——诗：“斑园接席多英髦，远来高穸人中豪，岑楼上下曜华壁，利铦刻画县周遭。奇驹大柳无不肆。险鹊荒藤宁恶劳，独有秋风号及第，馀笔细致如牛毛，贤主大雅称简子，众骥中我成孱猱，荈腴饱餐红绫饼，镜景陪侍青霜袍。定知此会岂易有，万芽初纵同吾曹。 ”若易、高有恩怨，能写出这样的诗吗？易氏会去当这惨烈论争的“中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