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须凭史料说话：关于黄宾虹研究的几个问题( 二 ) |王中秀|高剑父|国画|潘达微

值得注意的是，易氏不是国画会会员，潘达微也非国画会会长。于是，在此无中生有的“史料”中，易、潘间正常的书画酬酢便成为一场不可告人的“阴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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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宾虹（1865年-195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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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宾虹《荷塘秋趣》无年款纸本设色浙江省博物馆藏
平心而论，黄宾虹《画学谈》的观点并不激烈，也算不得新颖。以上海言之，早在1923年尼特已撰文指出：“也许有人主张将国画和洋画的长处调和拢来，以另成一种折衷画。我却以为不然。东方人自有东方人的特性、风格，西方人自有西方人的特性、风格，在物质文明上，固然可以取他们的长处来补我们的短处，以达于完美之域。而在精神文明方面的艺术，特性愈显著，他的价值愈高，风格愈明了，他的趣味也愈深长，并无调和的必要，我们有何必去勉强他调和呢？”（上海《民国日报》1923年5月7日。）而王一夫也说过：“有人主张融中西于一炉，创折衷的方法，虽说是中庸之道，看起来好像太迁就了一些，并且不是艺术家的本质，一味讲究迎合的方法，那种头脑与手腕我想也不是纯正的国画家所应备的。 ”（《时事新报》， 1924年2月17日。）而滕固在1925年新提出了“国民族的独特的精神”“已湮没不彰” ，需开展“国民艺术的复兴运动”的问题（腾固：《中国美术小史》）。由此可见，《画学谈》绝不足以构成论争的导火线，这只是王中秀凭借“主观臆测”把它与那场论争联系起来罢了。
只要读读胡根天的《记六十年前广东第一次全省美展的风波》便可粗略知道，早在1921年前广东画坛就已开始出现所谓“新”、“旧”画派之争，并充满了火药味。简又文在《革命画家高剑父——概论及年表》中干脆直接把论争系于1921年，称国画会“必欲扑灭新派而后甘心，其所用手段，则毒辣卑劣，无所不用其极。除背地以口头谩骂、攻击人身、造谣中伤、毁坏名誉外，更出文字，丑诋备至，大小报章，无日无之。 ”可见论争绝非始于1926年。既然如此，那场论争既不可能由黄宾虹那篇文章引发的，也不可能发生在上海，更不存在什么“易地之战” ，它只能出现在广州这块神奇的土地上。
方黄论争：为利而战？
王中秀的“易地之战”说得到了旅美学者洪再新和青年学子魏祥奇高度认同，继而加以极大的发挥。洪再新是最早认定“利”是这场“论战的地域特点。 ”他引用了李伟铭先生在给他的私人信件中的一段话：“新派依仗权势，旧派爱好古物，所谓儒者谋生为第一要义，先要生存，接下来才是文化，新、旧之间，离开一个‘利’字，一定谈不到实处。 ……又细读《国画月刊》一遍，那里头的牢骚，挟名利之私愤，无不发散一股令人掩鼻的铜臭。 ”
若说为“利”是高剑父挑起论战的一个重要原因，似乎还说得过去的。 1913年上海的《真相画报》终刊后，正值上海鸳鸯蝴蝶派蜂起的黄金时期，为迎合时尚潮流，他们兄弟办了“审美书馆” ，与郑曼陀合作，大量印制美人月份牌画，以“裸体美人”、“半身美人”、“各国爱情画”画， “活人拍照”、“名家手笔”作招徕，一时称雄上海画坛，获得了巨大的商业利益，找到了他们在上海安身立命的最佳方式。后来吕澂致函陈独秀，激烈地抨击了月份牌画家及其艺术：“近年西画东输，学校肄业；美育之说，渐渐流传，乃俗士鹜利，无微不至，徒袭西画之皮毛，一变而为艳俗，以迎合庸众好色之心。驯至今日，言绘画者，几莫不以此类不合理之绘画为能（海上画工，惟此种画间能成巧；然其面目不别阴阳，四肢不成全体，则比比是。盖美术解剖学，纯非所知也。至于画题，全从引起肉感设想，尤堪叹息。）充其极，必使恒人之美情，悉失其正养，而变思想为卑鄙龌龊而后已。乃今之社会，竟无人洞见其非，反容其立学校，刊杂志，以似是而非之教授，一知半解之言论，贻害青年。 ”此论一出，各界对月份牌美人画的声讨之声不断。唐隽在《告上海美术界中活动的诸君·上海美术界的解剖》中对那些只热衷于“办无谓的画报、印无谓的画帖、画时装士女画、拍裸体照、画擦笔肖像者流”定性为“渔利沽名”、“为己” ，是“龌龊的” 。 “什么叫美术？什么叫做研究和提倡？他们也是一概不懂的……这样的‘市侩艺术’ ，在美术发达期，自然消灭，固无攻击之必要，但是在中国美术的萌芽期间，是万不能容他存在的”（《美术》第二卷第三号）。看来这是高剑父最终悄悄地离开上海的原因。高剑父回到广州后，根据文献记载，除了办学、画画，便利用官场关系狂置地产，据黎葛民、麦汉永说，高剑父“下半生的主要入息，仍以绘画和收租两项比重最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