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从文化诗学到未来诗学( 三 ) 生命|语言|文化|文学|写作|人类

小说的写作和阐释都应该以最大的程度向未来的经验敞开，同时却饱含着历史行进到此刻所无法化解的焦虑、痛苦与渴望。现实与未来既然已经扭结成了一体，那么涉及现实便必然会涉及未来，涉及未来便必然会涉及现实，这也形成了一种新的视角与尺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中的“科技”或“科幻”只是一种步入“意义深度”的路径统称，而“深度”则意味着心灵的自由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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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从来都是以叙事开始，以叙事导向意义的目的与终点。没有对现实的叙事，我们对于自身的生存图景便会失去清晰的判断。技术时代阐述自身的方式，与历史其他阶段的一样，都依赖叙事。我们总是需要一套强大的故事系统，隐喻性地描述我们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的核心问题。二十一世纪，技术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时代开始了，我们的希望与绝望都注定要在技术营造的仿像当中迷失掉，而伟大的作家，就是要把人类心灵的敏感与丰富从这样的迷境中拯救出来。我们得更加重视小说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小说自成熟起，便大规模参与到文化的建构中，而小说意识的觉醒便意味着一种文化意识的觉醒，这两者之间是一种互通或者说互相支撑的关系。用文化诗学的视野来看，小说本身就无可避免地成为同时代文化的物质元素的某种文本容器或文化镜像。 “话语”层面则涉及“如何说”的问题，在此背后又无法避免地关乎价值、立场、情感、心理等等深层的文化意识。因此，小说文体与文化之间有一种血肉同构的深切联系。正如埃利亚斯指出的：
在文学表现中发现的变化绝不仅仅局限于文学。作家是社会的先锋，他们的独特感受使他们能够察觉到置身其中的广阔社会生活领域正在发生的变化并加以表现，否则就没有读者理解他们、欣赏他们。显然，这些文学形式是在许多社会都能看到的新的意识高度缓慢出现的证明。我们现在的讨论其目的就是要提高有关新阶段的自我意识和人的形象的描绘，这一新高度正缓慢地在地平线上升起，与之相伴的还有人们对他们作为个体、社会和自然构造的新发现。
小说要表达出人类文明中新的意识高度，还要表达出人类文明中各个层面的新发现，这就意味着小说必须具备灵敏的文化感受性，并承担起创造性的文化责任。
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科技的发展，更新颖的艺术形式也沿着小说所开拓出来的沉浸体验道路向前探索和建构。无论是电影、电视剧，还是网络游戏、VR游戏，都是在不断强化这一点。我们经常说文学是一切艺术的母体，那么小说则构成了现代到后现代一系列深刻影响大众的艺术形式的母体。 “沉浸式体验”只是一种笼统的表达，这当中所容纳的叙事技艺涉及文化和现实的方方面面，这种思辨关乎以小说为母体的一系列大众文化艺术作品，进而关乎文化的价值建构以及人内在的文化心理。小说以自由的创造力获得了比直接的“知识生产”更多的真实。建构小说的文化诗学，并不是拒绝那些直接的“知识生产” ，而是要以小说的虚构空间和叙事思想超越那些“知识生产”的画地为牢，重新将自然、人生、社会、世界等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而熔铸在一起。从对文化的深描中洞见未来，又从对未来的想象中理解文化的变迁，一种“深度现实”便可以被有效地建构起来了。
毋庸讳言，当代小说创作深受文化诗学思潮的影响，无论中国还是世界，皆是如此。以中国当代文学为例，那些已经相对经典化的小说作品，比如韩少功的《马桥词典》、阿来的《尘埃落定》、贾平凹的《废都》、陈忠实的《白鹿原》等，都有一个相对完整的地方性的文化世界。当然，小说家对于文化诗学的理解自然是有差异的，但多多少少都离不开文化对于小说空间的生成意义。自文化诗学诞生的那天起，它便是一个敞开的理论场域，而不是一个封闭型的自圆其说的僵硬模型，它在召唤具体的文本实践、具体的批评实践，以及更加精微的理论思辨；另一方面，当代小说的写作与阐述则越来越具有文化诗学的自觉性—这并非偶然，而是与文化诗学理论的诞生具有相似的历史语境和主体诉求，因此，小说文体需要更进一步地在文化诗学的理论空间中得到清晰的路径和敏锐的灵感。我们持续凝视“当代”这个时空之内的文化变迁与作家作品，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置身于这个时空当中，因而具备对它的直观感受，更重要的是这个“当代”是一个充满了变化和可能性的时代，历史上还没有这样相似的文明急速转型的经验给予人类以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