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专访｜诗人谈骁：“我总是迟到，我写下的一切都已逝去”( 六 ) 生活|经验|文学|铁索|专访|谈骁

澎湃新闻：在诗歌写作这条路上，你有哪些师承，或者说，深刻影响过你的中外诗人？
谈骁：如果要列举，将会是一大串名字，甚至还有一些奇怪的名字，比如说“且歌且骚” 。高中读徐志摩、舒婷，总觉得隔了一层。高考后去“榕树下”网站，偶然在首页看到一首诗，后来我知道那是一首“口语诗” ，作者是“且歌且骚” ，一个福建诗人，现在几乎淡出诗歌现场了。但他让我知道，诗还可以这么写。我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写作，是从口语诗开始的。到了2006年，认识了武汉的诗人张执浩、小引等，他们在语感和对生活的态度上，也对我有影响。尤其是张执浩，他和我后来读到的韩东、黄灿然甚至陈先发，都是在“如何处理生活”这个向度上对我产生持续的影响。等到我开始写生活而又发现并没有形成对生活的真正认识时，里尔克出现了。他的一些在当时的我看来不无神秘性的诗，他流传广泛的“诗是经验”的论断，让我重新开始审视我的生活和经验，通过里尔克，我得以回到我的童年，去寻找那些真正影响我、塑造我的经验。
澎湃新闻：你现在长年工作生活在武汉，又在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能否介绍下你眼中武汉本土的诗歌写作场景？
谈骁：武汉的写作场景，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多元和包容。
多元是指有各种写作路径的诗人。 21世纪初，武汉有或者、平行、象形三种写作路径迥异的诗歌聚合体。就是在同一个论坛、团体内，各人的写作风格也不大一样。
说包容，指的是这些不同路径的诗人们，可以频繁地坐在一张酒桌上，也许会有诗学观念的碰撞，但碰撞却只是导向一种理解，而非排斥。
武汉的诗人，以出生于1960-1970年代的人为主。我作为一个诗歌晚辈，加之又从事编辑，和各种写作风格的诗人都有良好的交往，也多有受益。这又有了多元和包容之后的另外一个词，可以说是提携，也可以说是传承。诗是孤独的事业，诗人也是孤独的群体，他们乐于帮助那些诗歌初学者，并在能力范围内，让更多的人看到他的写作。我个人就得益于武汉诗歌圈的这种良好生态。《说时迟》出版后，我给张执浩老师寄书，写了一句话：“被照亮的人不会忘记身后的灯光。 ”我身后这种温暖的灯光有很多，对此我心怀感恩。我相信这种照亮是可以传递的，我也愿意就我微弱的光线，去照亮更多的人。
澎湃新闻：去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你好像人并不在武汉，而且选择了用日记的方式记录疫情发生后的事情，整本诗集中似乎只有《解封时武汉的月亮》一首直接跟疫情相关。在疫情这样重大的公共事件中，你觉得诗人何为？
谈骁：疫情对我来说，首先是一种巨大的撕裂感。我人在湖北潜江乡村，离疫情中心武汉两百千米。眼前是按时到来的春天，是温暖的生活场景；我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我的朋友和同事，都在遭受疫情的折磨。在一种巨大的无力感之下，我只能求助于文字，让自己变得平静。疫情日记写了两个多月吧，十来万字，但呈现的，仍然是经验之中的东西：我的日常生活，我的朋友的日常生活，这在最低限度内，保证了那些文字的诚实。
我在疫情中写了十几首诗，标题中直接提及疫情的，确实就《解封时武汉的月亮》一首，其他的，都只是写我在疫情中的生活。我如何在节令的自然转换中度过隔离生活，如何一边和确诊的朋友聊天一边听田野的蛙鸣……这也是诗的诚实，我不会写呼告的诗、激烈的诗，这决定了我的诗总是迟到。 2020年4月，我回到武汉，写了一首《说时迟》：“我总是迟到，我写下的一切都已逝去。 ”这本诗集取名“说时迟” ，倒不是要和那段刻骨铭心的日子直接挂钩，而是提示我一个诗人的本分，哪怕迟到，也要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