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里克·克劳泽|谭道明︱救赎者的畸形辩证法( 三 ) 辩证法|恩里克·克劳泽|观念

【恩里克·克劳泽|谭道明︱救赎者的畸形辩证法】这些解释自有其道理，但也许不是根本性的。克劳泽坦陈：“书名的宗教气息不只是一个隐喻，它是真实的。 ”“救赎者”固然译得不错， “救世主”或“救世者”或许更好！克劳泽精心挑选的是十二位人物， “十二”这个数字的背后，隐藏着拉美地区深厚的天主教传统。如此看来，中译本只翻译前九位救赎者，已经破坏了原著的严整结构。
克劳泽在西文版序言说，这本书的写作，受到以赛亚·伯林的《俄国思想家》和埃德蒙·威尔逊的《到芬兰车站》这两部名著的启发。的确，如果说《救赎者》在思想立场上更接近《俄国思想家》，强调“观念”的力量，那么，它在谋篇布局上就更类似《到芬兰车站》了。不止如此，翻开目录，也不难发现托马斯·卡莱尔《英雄与英雄崇拜》和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的影子。
不过，《救赎者》这本书与作者早年著作的不同之处，还不只是从墨西哥放大到拉美地区，或者“12”这个数字背后的宗教意味，而是书中隐秘地存在三个观念与权力的辩证法。前两个可以称作畸形的辩证法（una dialéctica perversa），一个是十九世纪考迪罗的畸形辩证法，另一个是二十世纪革命者的畸形辩证法。第三个辩证法不同，它从正题到反题，又走向合题。这个辩证法是由帕斯家族祖孙三代人、最终由诗人帕斯完成的，在克劳泽看来代表了整个地区的希望。
2020年11月15日，克劳泽在墨西哥《改革报》就《救赎者》中文版出版发表评论，题目是《中国：务实的救赎者》。在这篇评论中，他数次使用“辩证法”这个哲学概念来理解中国与拉美发展上的差异。作为一个哲学术语， “辩证法”最早由柏拉图提出，经由黑格尔和马克思这两位大哲发扬光大。克劳泽主要是在黑格尔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他认为存在两种辩证法，一种是中国式的务实的辩证法，另一种是拉美式的畸形的辩证法。他说：“拉美的救赎者们都是革命神话的虔诚信徒，认为最好的建设就是破坏。这是一种畸形的辩证法。 ”就像本雅明所说的，革命成为一种末日审判式的“朝向广阔历史天空的一跃” 。革命不是手段，它本身就是目的。从革命出发，却始终走不出革命，构成了二十世纪拉美革命者的畸形辩证法。
“辩证法”是诗人帕斯爱用的一个术语。《孤独的迷宫》（ Ellaberinto de la soleda, 1950）一书中最后一篇的题目就叫《孤独的辩证法》。克劳泽显然受到了帕斯的影响。十九世纪考迪罗的畸形辩证法已经体现在早些时候的著作《考迪罗的世纪：墨西哥政治传记（1810-1910）》（ Siglo de caudillos: Biografía Política de México (1810-1910),1994）和《墨西哥的权力传记：一部当代墨西哥史（1810-1996）》（ Mexico: Biography of Power: A History of Modern Mexico, 1810-1996,1997）等著述之中。《救赎者》没有为此花费太多笔墨，但作为它的前传，十九世纪的畸形辩证法依然在书中若隐若现。在“何塞·恩里克·罗多”这一章，克劳泽讲到十九世纪至少三代自由派知识分子与美国及美国模式的恩怨情仇。始于羡慕，不乏嫉妒，最后是仇恨。在“后记”中，克劳泽援引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M. 莫尔斯（Richard M. Morse）1982年的著作《普洛斯彼罗之镜》（El espejo Próspero），指出“两个美洲”早在拉美独立的第一个世纪里在政治思想上就已存在。 “另一个美洲”建立在霍布斯和洛克的社会契约论基础之上，但“我们的美洲”则奠基于新经院神学家苏亚雷斯的托马斯主义国家之上。中世纪的神学家们相信，天主教会是基督在尘世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 。新托马斯主义的国家观则把国家看作一个神话的有机体，君主自动地成为国家的“头” 。拉美独立后，考迪罗自动取代君主这个“头” ，人民主权被完整地、难以撤销地让渡出去。在政治思想的“两个美洲”的分野之下，盎格鲁-撒克逊基于个人主义传统的“国家”“人民”“人民主权”“自由” ，到了新托马斯主义的拉美国家，就变成了一具具空壳，被整体主义叙事完全规训。如此也可以理解，尽管拉美总统制问题很大，但何以针对它的改革几乎都失败了。因为在民众的眼里，如果“国王”和“考迪罗”不能再当国家的“头” ， “总统”就当仁不让。拉美诸国没有“总统”这个职位，如同教会没有基督一样可怕和不可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