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里克·克劳泽|谭道明︱救赎者的畸形辩证法( 四 ) 辩证法|恩里克·克劳泽|观念

在这个意义上，汲汲于以欧美为师的十九世纪自由派所遭遇的事业溃败是不言自明的。独立战争后制定宪法时，至少墨西哥、阿根廷和委内瑞拉的宪法是以美国宪法模式为样板的，有些条文甚至是原样照搬。十九世纪中期，自由派对欧美的仰慕遍布整个大陆。大陆南端，阿根廷有“小富兰克林”之称的学者型总统萨米恩托（Domingo Faustino Sarmiento），他的“文明与野蛮”的二分法影响深远。大陆北端，墨西哥有改革派总统胡亚雷斯（Benito Juárez），他试图建立美式宪政民主。从英美传统的古典自由主义，到欧陆的实证主义，自由派的这些努力乃至与保守派的妥协，如同水上漂浮的一层薄油，根本无力改变根深蒂固的新托马斯主义传统，结果是什么呢？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在理想幻灭之后，开始拥抱集权，讴歌秩序。如同书中帕斯爷爷的人生经历一样，屠杀巨龙者无一例外地变成了巨龙的合谋者。考迪罗们你方唱罢我登场，拉美地区成了独裁者的乐园。比如，墨西哥迪亚斯的独裁政权，或者巴西“牛奶加咖啡”的寡头模式。
1898年美西战争是拉美的知识分子与西方模式决裂的分水岭。这个时候，另一个畸形的辩证法出现了。伴随着移民潮，欧陆的激进主义思潮挺进拉美，与本土的救赎情结合流，产生了历久不衰的革命神话。在《救赎者》中，四位“先知”手拿革命思想的火炬，从一人传递给下一位，最终完成了这场接力。何塞·马蒂原本是一个民主共和主义者，受到美国扩张意识形态的刺激而逐渐激进化，试图通过武装起义促使古巴尽早独立，再晚恐将被北方的巨人“歌利亚”所吞并。他唯一可恃的，擎在手里的“大卫的投石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美洲”（Nuestra América）理念，它将在二十世纪与盎格鲁-撒克逊美洲分庭抗礼，从而开创拉美革命思想的新时代。乌拉圭作家何塞·恩里克·罗多接住了马蒂的旗帜，赋予了“我们的美洲”这个形体以美丽的灵魂。在《爱丽儿》（Ariel）一书中， “我们的美洲”仿佛莎翁的戏剧《暴风雨》中高贵的精灵爱丽儿，如同“一股清新的空气” ，而美国呢？就是那个野蛮人卡列班（Caliban），只有力量和欲望，毫无精神和灵魂。那个时代的美国正处于纸醉金迷的“镀金年代” 。如果读过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你会认同罗多的批判。墨西哥思想家萨穆埃尔·拉莫斯（Samuel Ramos）则说：“罗多笔下的爱丽儿象征着我们的民族第一次获得了精神自觉。 ”在《爱丽儿》的影响下，墨西哥形成了一个批判迪亚斯独裁政权及其实证主义意识形态的“青年协会” ，拉莫斯是其中的一位重要人物，曾任墨西哥公共教育部主任和国立自治大学哲文系主任。他的代表作《面具与乌托邦》（ El perfil del hombre y la cultura en México）着力剖析隐藏在墨西哥人内心深入的“自卑情结” ，提出墨西哥需要发起一场解放民族精神的“第二次独立运动” ，这场运动既要扯掉全盘西化的虚假“面具” ，又要拒斥盲目排外的民族主义“乌托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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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美国义勇骑兵团冲向前线。这支队伍义勇骑兵团是1898年美西战争中西奥多·罗斯福领导的首支志愿骑兵团，专为美西战争而组建。
如果说马蒂和罗多分别从实体和精神层面为“我们的美洲”找到了不同于北美的自主性，那么，何塞·巴斯孔塞洛斯则从种族层面把这种自主性往前推进了一步。在他的代表作《宇宙种族》（ La raza cósmica）中，这位教育家和思想家指出，拉美的民族兼容并包，东西南北合众为一，将融合黑人、印第安人、蒙古人、白种人而成为最终的种族——“第五种族” 。在亚马孙附近，一座永恒之都“宇宙城”将拔地而起，人们将生活在爱与美之中。巴斯孔塞洛斯的这种混血人种的乌托邦遭到了秘鲁的马克思主义者马里亚特吉的批判，斥之为“压制和忽视现实的冲动预言” 。马里亚特吉主张以印第安人作为秘鲁民族性形成的基础。在他看来，没有印第安人，就没有秘鲁精神。他明确提出实现印第安社会主义的光辉道路是革命，舍此别无他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