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里克·克劳泽|谭道明︱救赎者的畸形辩证法( 五 ) 辩证法|恩里克·克劳泽|观念

四位“先知”的观念和思想预见和正当化了二十世纪拉美地区发生的一场场革命，包括但不限于：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诗人帕斯的父亲参加的墨西哥革命；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埃娃·庇隆的民粹主义性质的社会革命；1959年，卡斯特罗、格瓦拉等人领导的古巴革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墨西哥恰帕斯主教鲁伊斯的解放神学实践，副司令马科斯等人领导的萨帕塔土著起义，以及1999-2013年查韦斯的“玻利瓦尔革命”和“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 ，以及其他形形色色打着“革命”旗号的军事政变、城市暴动或丛林游击战。
在这些革命中，古巴革命对二十一世纪拉美地区的影响至深且巨，无与伦比。后古巴革命的拉美大多数知识分子，书中的诗人帕斯，小说家马尔克斯和略萨，最初都异口同声地欢呼古巴革命的胜利。就像半个多世纪前何塞·马蒂的预言，手擎投石索的“大卫”如有神助，果真击败了北方巨人“歌利亚”！然而，不久之后，知识分子的观念与权力的张力就展露无遗。他们必须不断为与古巴相关的事件选边站队。一言不合，辄成寇雠。马尔克斯成为古巴领导人的座上宾，赠送豪华别墅，出行有游艇，吃“马孔多龙虾” ，俨然一名“鱼子酱左派” 。在克劳泽看来，卡斯特罗与马尔克斯的外祖父和他的小说《族长的秋天》中的“族长”俨然合体。略萨则经历了革命幻想破灭的过程。他曾五赴古巴，见证一系列革命的奇迹，又希望与革命政权保持一定距离。他尽力保持对权力的警惕，通过他的小说《世界末日之战》《狂人玛依塔》《公羊的节日》不断地对权力和权力的化身——救赎者，进行除魅。
《救赎者》讲述的十二位人物中，有一些人的救赎色彩是非常浓厚的。比如，格瓦拉、埃娃·庇隆，还有查韦斯。格瓦拉对革命有宗教般的狂热，对道德有圣人般的洁癖。他深入丛林打游击，是要轰轰烈烈地殉道。庇隆夫人把阿根廷变成了她个人电影的舞台，查韦斯则把委内瑞拉的历史写成了他的自传。再比如，马蒂最终的战死沙场，形同一场有预谋的“自杀”；巴斯孔塞洛斯晚年迷恋权力，竞选总统未遂试图发动起义，最后沦为一名纳粹狂热分子。但是，在克劳泽笔下，有两个人物与其他人物明显不同，不那么像救赎者。一个是他的朋友，小说家略萨，另一个是他的老师，诗人帕斯。
帕斯的个人生活和家族经历是墨西哥和拉美地区两个世纪以来知识分子的缩影。这一章实际上不是在为诗人帕斯一人的思想作传，而是为祖孙三代人的思想作传。它的篇幅占全书四分之一强，不只是作者偏爱这个人物，而且是以此来展示一个良性的辩证法是如何展开的。帕斯的祖父伊雷内奥·帕斯（ Ireneo Paz ）是一位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者。他反对圣安纳将军独裁，抨击胡亚雷斯寻求四次连任，换来的却是打着实证主义旗号的迪亚斯独裁政权，自己也成了体制内的一名上校。晚年的他创办报纸，写回忆录，生活优渥。帕斯的父亲帕斯·索洛萨诺（Paz Solórzano）是一位二十世纪的革命者。他是“人民的律师” ，为萨帕塔主义热情地鼓与呼，为穷人的“正义和自由”奔波于贫困地区，不久被发现神秘地死亡于一段铁轨附近。如前面所述，帕斯的祖父和父亲都是一个失败的救赎者，分别陷入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畸形的辩证法不可自拔，如同这两个世纪拉美众多的知识分子一样。
诗人帕斯不寻常之处在于，他奋力跳出了父祖两代人的畸形辩证法。他一生亲历或旁观了二十世纪几乎所有革命或重要事件：1910年开始的墨西哥革命， 1917年的俄国革命， 1936-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 1959年的古巴革命， 1968年墨西哥城特拉特洛尔科惨案， 1989-1991年的东欧剧变、苏联解体， 1994年萨帕塔起义。在对这些重大事件的反思中，从自己不停的写作和不懈的办报中，他的立场逐渐温和化，从一个激进左翼的革命者变成了一个温和的自由主义者。他早年从父亲出发，晚年又与父亲和解。他回到了爷爷，又超越了爷爷。尽管克劳泽认为帕斯还没有完全摆脱天主教传统的影响，但帕斯无疑是整个地区勇于摆脱“救赎者”阴影的最著名知识分子中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