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刊|孙超评《现代话体文学批评文献丛刊》｜完整的批评史如何可能( 九 ) 新文学|丛刊|孙超|批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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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小说话》，黄霖编著，凤凰出版社， 2018年12月出版，十五册， 1800.00元
从以上据《丛刊》各卷选文、叙录所作梳理及对现代诸“话体”大家力作简要评析来看， “话体”这种历史悠久、根基深厚、富有民族特色的批评体式在现代并未“死”去，而是继续发展且进一步走向繁盛。
四
综观《丛刊》和其他涉及现代话体的史料性著作，话体文学批评在现代时期能够守正出新、适时创变，既延续了传统，又完成了现代转型。其批评对象既有旧体（含古代）诗、词、文、剧、联、小说，也有新体诗、文、剧、小说，还有电影这种欧美舶来的新文艺；其内涵也随之不断拓展生新，有作品还试图联通古今中西的文艺作品与文艺理论，不断融合汇通来自各方的文学观念、文论思想；其语体，不再单纯使用文言，也使用白话；其形式虽仍主要是传统的笔记体、随笔型、漫谈式，但体系性明显增强，有作品已近于现代“论体”；其作者以所谓“旧派”作家为主，也兼有一定数量的“新文学家” ，教育家、学者、学生和其他从业者。这些新特征和上述繁盛景况都说明“话体”在民国文学批评领域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与接受性。它如水一般，与时流变，随作品之变而赋新内涵，始终是我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主体体式之一。
现代论文专著等“论体”的学术价值自不待言，然若没有现代“话体”这样连接古今、生动活泼、紧贴作品做感悟式文本赏析、理论阐发、录人纪事的文学批评体式，现代文学批评史一定会显得“高冷”、深奥、窄狭，即纯专业化，从而因曲高和寡而脱离广大读者，因丢掉传统而完全西化。可以说， “话体”与“论体”实际上是互为补充，互相成就的，二者作为当时进行文学批评的主力军共同推动了现代文学（文艺）的发展。一方面“话体”的随兴感悟运思、片段化形式，讲求知人论世、创作经验和鉴赏实践的传统，之于现代诸类（体）文学（艺）仍可产生有效批评，一方面“论体”所做学理化、逻辑性评论则将文学（艺）研究引向前所未有的艺术哲学，并试图与西方文学批评接轨。从事现代话体文学批评的作者大多具有丰富的创作实践，略举数例，姚鹓雏被誉为“南社诗人眉目” （语出柳亚子向陈毅推荐姚鹓雏的信札，见《姚鹓雏诗续集》，三峡出版社， 2002年， 250页）；吴梅与王蕴章被评为“曲必瞿庵，而词必莼农” （金天羽：《艺林九老歌·序》，《天放楼诗文集》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年， 222页）的双绝；钱基博青年时期所作古文已与前辈名家林纾相颉颃，朱自清则是新文艺散文的宗师；刘大白是撰联妙手；范烟桥是小说名家；张乙庐长期活跃于梨园，周剑云和欧阳予倩是中国话剧、电影的开拓者。由这些行家所作之批评一般都能切中肯綮，揭出具体问题，改进创作实践。以胡怀琛为例，其所作诗话中有关“新派诗”的探索， “正是沿着梁启超的‘新意境入旧风格’的道路走下来的” （周兴陆：《中国文论通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8年， 481页），在当时为诗歌发展提供了一条新的试验路径；其所作小说话坚持认为“中国之旧小说固然有坏处，但须以中国之法补救之，不可以完全外国之法补救之” （胡寄尘：《小说管见》，见黄霖编著：《历代小说话》第九册，凤凰出版社， 2018年， 3439页），为中国小说现代转型提供了一个有别于全面学习欧美的方案。今天来看，这些在近现代文坛摸爬滚打多年，成绩斐然的作家在“话体”中发表的不少意见，对推进传统文学创新性发展且避免过激做法起到过非常积极的作用。也许现代话体文学批评缺乏西方式的冷静、客观、理论高度，但却充满来自作者切身体验的真知灼见。李长之先生曾指出文学批评“不用感情，一定不能客观，因为不用感情，就不能见得真切” （李长之：《我对于文艺批评的要求和主张》，《现代》1933年第三卷第四期），这一点移用作对“话体”的评价倒也十分恰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