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定|红楼论武：清代曹寅家族的军功( 二 ) 清代|规定|战功|劳绩|曹玺|军功

4、曹振彦的军政履历。曹振彦曾当过八旗军内的“教官” ，后又升到“旗鼓牛录章京” ，被皇太极特别允以“因有功加半个前程” ，后又转做知府、盐法道等文职。曹振彦在八旗军政系统中的上升，反映了后金权贵对其军政“劳绩”的认可和奖励。以清初军功标准来看，其招降功或劳绩被视作“军功” ，没有不妥。而以近现代的军功标准来看，曹振彦有军功是毫无疑问的。
5、曹玺扈从多尔衮平定姜瓖之乱。康熙朝《江宁府志》和《上元县志》的两篇《曹玺传》都记载曹玺曾以“侍卫”身份“随王师征山右” ，在平定姜襄叛乱中“建绩”“有功” ，因此被顺治帝提拔为内廷二等侍卫，管理銮仪。这是曹玺军功一个比较有力的佐证。联系战争的客观需要、曹玺的自身优势、与多尔衮的主奴关系、文献不言战功多赞文能、曹玺战后又能叙功，可推知：曹玺作为侍卫，带有警备性质，本职当为护卫多尔衮，亲临前线战斗的可能性不大；在扈从多尔衮征战大同姜瓖等部时，初出茅庐的曹玺，虽无赫赫武艺，最终却能建绩有功，应当是凭借出色的文言能力，协助清军缮写汉语文告或入城劝降，疏通内外满汉交结事宜，最终才得以战后叙功领赏。虽不排除曹玺射杀立功的可能性，但综合史事逻辑，其“功”似偏指“劳绩”或“招抚功” 。无论曹玺的“功”是“劳绩”“招抚功”还是“战功” ，以清初军功标准，均可算作“军功” 。至于事后的曹振彦，目前的史料并不能证明他亲自参与了作战平叛。顺治九年的曹振彦奏本，可证明其为清军提供了善后支持，是平定山西中的一环，所有功绩当属“劳绩” ，谈不上“战功” 。
以上可见：曹振彦和曹玺战功不明，军功有据，即便没有清朝严格意义上的“战功” ，但也应该是有“军功”的。而以近现代军功观来说曹氏有军功，基本上没有问题。不少学者认为“曹家以军功起家” ，并非完全无理，只不过他们获取军功的途径多来自政务后勤能力，当属“劳绩”或“招抚功” ，而非直接的“战功” 。曹氏军功多属勤卫辅助型，对军事有其佐助之功，然后受到上司赏识，成为晋升的一大基础，岂曰与军功毫无干系？
但曹振彦、曹玺的军功也谈不上“军功赫赫”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在《凡例》曾说：“尼堪等姓，军功显著者甚少。 ”联系曹氏的包衣身份、宦途经历、极少的军功记载以及曹寅的回忆，可推知：曹振彦、曹玺的军功实际上并不多，且含金量也不是太高，远不如五房曹恭诚一脉，相比满汉名将更是不值一提，否则其后代应当会大加宣颂。可从现有的清廷封告、旁人评说、曹寅诗文中看不到此类记载，因此不能夸大曹氏军功。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曹氏之所以能够评叙军功，主要是因为满洲大兵得胜和相对模糊宽松的军功则例，以及多尔衮等权臣的声望，才能勉强混在官兵中分一杯羹，实际上作用并不突出，更绝非不可替代。故若说曹振彦、曹玺“战功赫赫”或者“军功世家”恐怕离史实太远。但曹氏经历了战争磨砺，多少还是继承了先祖的一些军功风尚。那曹寅在曹家武运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军功泡影梦
康熙十三年，吴三桂、耿精忠等相继叛乱，引起天下震动。曹寅《句容馆驿》一诗说明当时曹寅已离京南下，协助乃父曹玺筹办防务。有学者认为曹寅到句容，是协助乃父参与扬州或江淮防务。此说不妥。曹寅和乃父参与的应该是江宁防务。为何？当时清廷在江浙的兵力和战防中心以江宁和杭州为中心，而非扬州。从谕令来看，江苏扬州虽闹过水灾，却基本无警，守卫价值不大，因此康熙并未发布防守扬州的谕令。康熙十三年，康熙征调江宁兵力驰援浙江平定耿精忠，造成江宁防务空虚。江宁一旦有失，大局恐有决裂。这引起了康熙的高度警觉，故多次下旨令包衣左领、八旗军等前往支援。史称十三年在京部分侍卫奉命参与了江宁防务。曹寅是包衣兼侍卫，本身就是禁旅一员，是有很大机会的。再就政治地理来讲，二人所到的句容隶属江宁省，是其东南要冲，临近浙江耿精忠部，因此成为南防耿精忠北上的要地，构成了江宁大防守的一环。所以他们当时参与的应是江宁防务，而非扬州防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