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定|红楼论武：清代曹寅家族的军功( 三 ) 清代|规定|战功|劳绩|曹玺|军功

由于江宁无战事，所以父子俩在当地从事的主要是后勤工作，没有战功。而相比要员曹玺，青年侍卫曹寅在战防中的角色无足轻重。虽然如此，年轻的曹寅却常常想快马弯刀立军功。
康熙十四年三月前后，北京外围爆发蒙古察哈尔王叛乱，而“禁旅南征，宿卫尽空” ，形势危急。康熙听从孝庄太后的意见，派图海征集了京八旗和“家奴之健勇者” ，挥师北伐，不到两个月就粉碎叛乱。胜利后，康熙大加封赏。但多愁善感的曹寅却从未在诗文中提到这次战役。根据史料推演，弓马娴熟的青年曹寅错过了这次战役。一种原因可能是当时曹寅不在北京，尚在南京与曹玺协助防务；察哈尔王叛乱发生后，康熙因虑京防空虚，将曹寅在内的不少禁旅重新召回北京；曹寅奉命北返后，叛乱已被平息了，故没有平叛的亲身经历，也就谈不上印象深刻，却因南北奔波备尝军旅反复之苦，没有时间写诗抒情，导致他两年间基本未做诗，直到康熙十五年北京局势稳定后才开始增加诗文。另一种可能是曹寅已在北京，未能参与前线战斗，却因扈从杂役，备受军旅煎熬。《不寐》曾云：“晓车如秋潮，雷鸣过空堂。尘役苦无厌，附躬自彷徨。 ”
曹寅虽未经历蒙古平叛，但却经历了漫长的三藩战争。不过曹寅心有余而力不足，被圈在京城扈从康熙，不能亲身参与作战杀敌，只能以旁观者的角度看待这场战争，也就无所谓什么战功了。
尽管如此，曹寅身在樊笼心在外。他创作的《宿来青阁》《冰上打球三首》《闻恢复长沙志喜四首》《喜雨纪事》《过甘园》等诗歌，与战争密切相关。曹寅用诗歌体现了自己关注战局的进展，对重大战绩深表欣喜，钦佩和颂扬康熙的光明伟大正确，对战乱中的百姓多表同情，对阵亡的亲友更是深感难过。不过若要认为曹寅以天下为己任，时刻关注战局和民生疾苦，以至于积极毛遂自荐南下作战，未免异想天开。他所做有关战时民生疾苦的诗文并不多见，且给人的感觉多像官样文章，是写给别人看的，不敢揭露清军的腐败无能。其诗文主要部分还是反映他在京城中的侍从、交游、偶感和闲时趣好，恰好反映了他的生活偏向，透露出青年曹寅对京城生活和个人状况的关注度，似比国家大事和民生疾苦要高。这与他的身份背景、狭小的生活圈子以及森严的制度密不可分。《圈虎》等不少向往闲适自由的诗，衬托出他京城生活的期盼与无奈。
面对三藩战争，他很羡慕那些建功立业的人，希望有朝一日创立军功，光宗耀祖。《宿卢沟题壁》说得最为直白：“十年马上儿，门户生光辉。明朝挟弓矢，应射白狼归。 ”但有意思的是，在说完豪言壮语之后，往往一转身就去与文人僧侣交结唱和，拍康熙的马屁，沉湎诗酒，然后不时做些闲适叫苦甚至愁怨的诗。因此“军旅诗”的比重要明显低于“闲怨诗” 。这种反差体现了他对自己的军功梦亦即亦离和内心深处的挣扎。他曾酒后赋诗：“人生贵自足，所获良不诬。 ”或许正是挣扎之后听天由命的选择吧。
曹寅之所以说“贵自足” ，就是因为在三藩战争中，面对战事的不利乃至亲友的被杀，实际上曾有多次的“不知足” ，很想效仿先人，杀敌建功，万古留荣。曹家祖孙三代，始终有一心结，即改换“下贱包衣”的身份。曹氏作为满人家奴，表面看似风光无限，但实则在夹缝中生存，生死荣辱全凭帝王的无常喜恶，稍有不慎便会家破人亡。若能南下立功，曹家从此扬眉吐气，可借机脱籍出头，走出包衣家奴的阴影，洗刷身份耻辱，建立相对稳定的家业，实现“门户生光辉” 。